绿色转型的后共产主义教益

发自布鲁塞尔—在掀开铁幕并将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融入全球经济的众多事件过去三十年后，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历史转型的交点，而这一次被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面向一个气候友好的真正数字经济实施转型时，我们应当留意1990年代后共产主义欧洲所带来的教益。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已被植入社会中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扭转的。改变需要时间，而这也是启动这一进程的时机永不嫌早的原因。

第二个教益是任何转型之路都不会平坦，正如共产主义倒台后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演变一样，向“净零”社会的过渡有可能会扰乱人们的生活并加重社会不平等。

一些曾被视作铁饭碗的工作会不可避免地消失，这意味着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包容性。而在具体操作中则要让社会凝聚力和团结成为贯穿整个转型期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提供切实支持措施去协助人们把握新的机遇，同时管理好民众的期望以避免产生幻灭感。

事后看来，我们知道30年前的那场社会震荡是值得的，因为它催生了许多成功故事。为此我们不应畏惧绿色转型，因为它也为创建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提供了新机会。

对人力和实物资本的投资将是这一转型的关键。为了使变革具备包容性，我们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学校、大学和成人教育。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绿色转型将取决于人们的创造力以及在科学技术上的非凡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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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教益是，为了募集转型所必需的投资，政策制定者需要发出明确信号并拿出真正的激励措施。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欧洲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所遵循的是一个由所谓华盛顿共识所确定的路线图，也就是一整套市场自由化改革措施。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成为采纳这些政策的强大动力，而将本国立法与欧盟法律相协调的需求则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蓝图。而入盟进程又反过来带动大量资本流入——其中大部分是直接投资——进而支持了该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但绿色转型的制度路径却没那么清晰，甚至事实上仍处于拼合阶段。美国和欧盟需要再度发挥领导作用并提供政策指导。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新的跨大西洋气候伙伴关系以制定各类完全兼容的监管框架和一个围绕碳定价的共同愿景。私营部门也希望逐渐成形的可持续投资分类标准能给出更多的明确性。

如今美国已经重申了其气候承诺，30年前激励欧洲民主改革的同一个跨大西洋关系可以成为绿色转型的引擎。如果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国能联合行动起来，争取中国和印度的参与并调动G20的力量就将变得更为容易。

但为了在给定时点达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欧洲需要增加其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国际能源署估计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使得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约8%。如果我们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就必须让排放量在未来十年间保持同样的下降比率。

我们显然不能通过更多的封锁来实现这种持续的减少，也无法依赖其他任何类型的突发强制性行为转变。我们需要的是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为了达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水平减少55%），欧洲必须每年额外动员约3500亿欧元（4180亿美元）的投资。

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技术转让和各类新创新帮助推动了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增长和就业创造。为了推动气候技术的突破，欧洲需要展现出更大的意愿去资助那些尚未准备好投入市场的理念，而非简单复制其他地方的最佳创新实践。

虽然欧盟的知识共享平台和风险投资基金体现了一些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步伐，但它们的格局还是有点太小了。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体从股票市场获取的资金能多于信贷市场资金，那么它的碳足迹收缩进程也会更快。

同样，虽然欧洲的绿色分类法讨论很有必要，但它应该延伸得更远。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投资环境以产生一个真正公正的过渡。一项新技术需要能够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对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正如19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一样，气候行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应该共同成为一个实现非凡转型的单一战略所不可分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