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欧盟新政正逢其时

布鲁塞尔—“绿色新政”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这一思想最近出现于美国，系向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发动的空想经济复苏计划致敬。但欧洲也可以——也必须——拿出绿色新政。

欧洲向来注重环境，在1972年就推出了首个联合计划。2005年，欧盟制定了第一个排放交易机制，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碳市场。2015年，欧盟成为巴黎气候谈判谈判的领导者，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40%。

但这些措施固然重要，并不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这么大规模的挑战。蜜蜂和其他昆虫正在消失，而微塑料污染无处不在。升高的温度有可能导致2050年北极无冰，并加剧欧洲正在经历的大火、大旱和大水。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呼吸疾病死亡人数也会上升。

但乐观也有基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行动起来改变生活方式，如每周五在斯德哥尔摩、布拉格、布鲁塞尔和米兰走上街头的学生和其他人群。企业也日益看到了新绿色经济的好处。拖后腿的是国家和欧洲政客。

现在，应该在草根动能的基础上，让绿色欧洲成为未来几年最重要的重点工作。这需要专注于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欧洲必须在2050年成为碳中性经济体。如果我们想要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代以上1.5℃以内，就别无选择：欧盟净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在世纪中叶降低到零。这意味着要大规模投资于未来移动性、能源高效建筑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氢电池、新一代太阳能面板和绿色化学等关键技术。这也意味着对新乘用车、公共交通和商业海上和空中交通采取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值。而这意味着让欧洲，以及我们的汽车业，在2030年成为第一个电动汽车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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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洲必须首先实现负责任地使用资源，并成为废物最少化的真正的循环经济。如今，欧盟每年有八十亿吨原材料被处理，生产能源和各种产品。只有6亿吨——只占7.5%——来自循环利用。我们必须做得更好。除了实现我们的塑料战略，我们应该注重四个重点：粮食浪费和生物经济、纺织、建筑和快速消费品。比如，我们可以首先制定一个欧盟计划减少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计划报废。

第三，我们必须加大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数量估计减少了60%。明年的北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将是决定性的。欧盟应该成为领导者。我们必须强化欧盟在物种保护方面的立法，并制定宏大的蓝色经济和海洋保护计划。我们必须发动一场与我们的农民共同参与——而非对抗——的真正的辩论，评估我们的标准，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现代化改造以辅助绿色转型。

如果这一大转变的成本大多降临在无法承受的人身上，那么它就无法发生。因此，所有欧盟措施都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方向设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推动有效的全球合作，同时阻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我们进口的粮食和木材不是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我们就没有立场收紧欧盟杀虫剂规则或森林管理。

这三个目标应该成为《可持续性公约》（Sustainability Pact）的支柱，作为欧盟新政策周期的核心。从某些角度，这应该与适用于成员国公共财政的《稳定与发展公约》一样重要。我们的生态债务与我们的财政债务一样，都需要关注！

为了实现目标，《可持续性共约》需要协调气候、贸易、税收、农业和创新等方面的行动。欧盟决不可惮于使用其监管权力。比如，扩大生态设计立法范围、将生产者责任延长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消费后阶段可以加快有利于环境的创新。

大规模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欧盟委员会估算，欧盟需要每年增加1,800亿欧元投资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承诺。这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欧洲投资银行已是世界最大的气候融资多边提供商。此外，即将发布的欧盟预算和投资计划——其向来擅长撬动私人部门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欧洲的绿色弹药。

金融业的作用也至关重要：通过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我们能够促使全球最大金融机构——如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贝莱德（BlackRock）——采用长期视角，避免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谓的“地平线悲剧”。此外，尽管欧盟成员国可能会抵制，但我们必须讨论化石燃料的税收和补贴问题，以及公共支出的可持续性主流化问题。

这一绿色转型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制定远大的目标，并承担“登月任务”。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就详细路线图形成一致，并与地区、城市、企业、工会和公民社会进行深入讨论。

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所有工作。但我们不能再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启动绿色欧盟新政的最佳时机是在多年以前。次佳时期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