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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中国技术的高昂代价

发自米兰——中国正在确保自己已经为可持续经济转型做好准备。通过大力投资绿色科技并利用其庞大国内市场,该国得以降低成本,增加所需产品的供应,同时推动绿色创新。但中国的发展或许无法像它原本可以的那样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如今在中国销售的新车中有一半以上是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原因显而易见:自2015年以来该国的电动汽车价格下降了50%,现在比同类的汽油或柴油动力汽车便宜近1/3。相比之下美欧电动汽车的价格却有所上涨且高于内燃机汽车价格。

同样,不断下降的太阳能发电价格(中国仅为每瓦0.15美元,而欧盟和美国分别为0.34美元和0.46美元)使中国得以提高太阳能在其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在电池技术方面这个国家也是领导者。

由于中国是占据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30%以上(2022年)的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该国绿色能源转型的进展可能会对总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来自中国的先进、低成本产品和技术也可以加速包括一些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绿色转型,其中包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合共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和印度(占据了约7%)。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确定会出现这种状况。

贸易政策是一个关键障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加征了极高关税,欧盟也在采取类似但力度较小的措施。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保护主义。这些关税是某些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的反映,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避免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也是为了抵消中国的补贴和保护国家安全。尽管如此,美国的贸易政策依旧是全球绿色转型的强大阻力。

而中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一政策的方法则是将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导向先进经济体的绿色能源项目。这种做法是有先例的。1980年代,得益于准时制供应网络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创新,日本汽车工业技术先进、效率极高。出于本国汽车工业受到冲击的担忧,美国对日本汽车实行了进口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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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被赶出美国市场,日本车企对美国汽车制造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而美国车企也积极应对了这一挑战。与完全通过出口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车企相比美国车企受到的就业冲击要小得多。如今全球主要汽车行业参与者都会在大多数主要市场进行制造和组装。

同样,先进经济体如今将从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中获益——不仅包括资本本身,还包括相关技术和制造知识。随着绿色产品和技术的成本下降,能源转型将加速。虽然中国的直接投资可能不会增加先进经济体的就业,但也不会消灭当地就业机会。关键在于要把中国的市场准入与提供技术许可协议挂钩以确保公平竞争。

这并非天方夜谭:有证据表明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公司已经在计划投资美国市场,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享受《通货膨胀削减法》提供的优惠条件。当然外国直接投资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容易受到干扰,但所有进步都需要平衡相互竞争的目标,做出妥协,并制定应对挑战的创新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发达经济体注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推进广泛采用最先进绿色技术的主要目标,也使之成为优于完全依赖贸易的解决方案。如果绿色能源行业开始跟全球汽车行业一样能让创新者可以从几乎任何地方进入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那就更好了。

外国直接投资手段的批评者可能会指出过度补贴可能会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政府确实有理由保护国内工业和就业,使其免受对外国进口商的大额补贴带来的损害。但与贸易不同,直接外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此外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许多外部型市场失灵都需要纠正性干预——并可能采取补贴的形式。在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里的每一个事项几乎都涉及补贴。换句话说,当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时就需要对常规贸易规则进行重大调整。

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可能很快就行不通了——至少在美国。乔·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提议全面禁止在可以与外部实体进行双向通信的“联网”汽车中使用中国关键硬件和软件,而这基本上涵盖了所有车辆。由此看来由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资助的汽车和技术都将被禁止。

这里的问题是许多其他产品也包含半导体、软件和通信功能。拜登政府可能会辩称汽车的安全风险尤其高,但其实让人极其费解。就在上个月,有一大批传呼机和对讲机在黎巴嫩各地被引爆,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难道因此所有“联网”产品都要被禁止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谈论对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广泛、直接和代价高昂的攻击。

没人会质疑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除非政策制定者找到限制安全风险的替代手段,比如限制政府和军事采购只向国内生产商采购并建立国际认证程序,否则全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议程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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