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禁令

纽约—1980年5月，韩国光州市的学生反抗不得人心的军政府。数百名学生被派去镇压起义的伞兵所残忍杀害。军政府领袖将军全斗焕称这些学生是朝鲜的革命走狗。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韩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全斗焕则被关进了监狱。尽管韩国自由派仍将光州的学生哀悼为民主烈士，但有些保守人士认为，全斗焕将起义视为朝鲜阴谋自有其道理。目前，韩国自由派现总统文在寅正在推动立法，以“歪曲历史”罪名而对上述观点实施禁令。否认光州起义绝非为了追求自由现在可以让一个人入狱5年。而颂扬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则可能导致被监禁更长时间。

韩国此类立法的支持者指出，若干欧洲国家也制定了法律，禁止否认屠杀犹太人。与此同时，反对者则视该法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并提出不应允许政府来判断历史辩论中的对与错。

当然存在历史事实：奥斯维辛曾真实存在，原子弹被掷下，学生们则曾在光州丧生。但仍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必须以更恰当的观点和更准确的方式来对抗错误的观点和谎言。

无论如何，这都是言论自由的理想状况。但在现实中，法律和社会限制却无处不在，而且通常拥有充分的理由。在欧盟，以种族、信仰或性取向煽动仇恨和歧视被视为非法。尽管美国宪法限制较少，但仍然禁止指挥和煽动“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言论。同样，美国法院不会将言论自由保护拓展到儿童色情或诽谤。

这些是否已经足够？在一个美国总统可以通过互联网向数百万选民散布有害谎言的时代，言论自由的理想是不是有些天真？社交媒体是否应当禁止加剧全球疫情或破坏民主制度的危险的阴谋论？更良性的观点和更准确的描述是否足以阻止这些谎言造成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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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仰言论自由，因此并不热衷于反对否认大屠杀和其他可恶意见的各项法律。但这种立场必须经受住允许某些最有害观点传播的显而易见的风险考验才可以立足。许多人认为二战后允许纳粹思想在德国传播可能会立即威胁到德国脆弱的自由民主制度。这绝不是什么不合理的假设。当时禁止这种宣传当然有理由。

反对取缔疯狂理论的一个普遍现实观点曾经是它们具有边缘性，因此是相对无害的。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治·索罗斯经营着一家全球食人恋童癖网络的思想还仅限于疯狂的极端分子。但现在，全世界数百万人——包括多达50%的美国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相信这种胡言乱语。邪教不接受争论；用事实来说服信徒的方法根本不对头。

若干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正在制定监管互联网平台的法律。但要求政府或社交媒体平台审查非理性和有害理念却不大可能摆脱它们。真正的信徒只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正受到恶意机构的围攻。

即使不良思想可以因为审查制度而得到限制，这样做是否恰当？在此，我认为著名的斯科基案仍然值得引用。1977年，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希望在芝加哥郊区举行示威，那里居住着许多犹太人，其中也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当地居民的投诉下，市政官员试图阻止这场游行。纳粹声称其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挥舞万字旗也包括在其中。这项权利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的辩护。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维护了言论自由。无论多么令人不快，万字旗都被认为可以允许，因为它们并不符合“战争性言论”的条件——这是范围很小的一部分言论，被剥夺了标准的宪法保护。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所提出的观点——其中有些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没有人对纳粹有任何同情——非常简单：如果你允许国家禁止你反对的观点，那么你同时降低了国家禁止你赞同观点的难度。保护纳粹分子的示威权被视为保护他人信仰不同观点权利的一种方式。即使在我们的数字时代，上述观点依然成立。

但即使是在相比其他多数国家都更宽松的美国，这个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煽动迫在眉睫的暴力活动绝不允许。唐纳德·特朗普今年1月6日的讲话敦促暴徒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无疑几乎越过了这一界限。这清楚地表明语言可以非常危险。网络媒体所做的就是要提高赌注；“战争性言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快、更广。这将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以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并同时遵守能阻止言语变成实际战斗的社会和法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