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致力于疫情防范工作

发自奥斯陆——在四年前的新冠疫情高峰期，各国政府都在争分夺秒地保护本国民众并防止经济崩溃，也没人会质疑应对这一生存威胁是当时的首要政治任务。

曾担任挪威首相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我对国际社会协调一致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留下了深刻印象。虽说各国内部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中那些最脆弱的群体付出了过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在疫苗接种方面），但我有理由寄望这场疫情的破坏性影响将催生政治上的巨变，并促使人们对未来的准备、预防和应对工作做出更大的承诺。

但我错了。令人沮丧的是新冠疫情的教训显然正被遗忘。世界仍陷于人们所熟知的恐慌-忽视循环中——这也是上一次疫情的特征。政治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前的各项威胁，其中包括新冠疫情（尽管它已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仍未被载入史册）、H5N1禽流感和登革热。新的疫情几乎必定会到来且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这些风险都不是假设性的。本周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达诺姆·格布雷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又名谭德赛）宣布最近在东非地区爆发的猴痘疫情是一起“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国际社会现在不仅必须团结一致去支持受影响的非洲国家和其他那些风险最高的国家，还必须为该疫情向更多国家和全球的潜在蔓延做好准备。

甚至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就一直警告说如果无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话就将面临严重风险。2019年9月由我担任联席主席的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强调了毁灭性区域疫情或全球疫情的严重风险。我们当时可不知道自己的警告竟是如此有先见之明。

如今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新的忽视阶段，而这只能被理解为政治意愿的无能。尽管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新冠疫情期间说了很多义正词严的话，但却未能解决阻碍疫后复原工作的不平等问题。富裕国家在使下一次疫情应对措施变得更加公平（因而也更加有效）方面竟然如此无所作为，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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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尽管政府间谈判机构（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Body）已就一项旨在防止新冠疫情重演的新全球协议开展了两年的工作，今年6月召开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就未能敲定该协议。成员国已将谈判延长了12个月，但最重要的是它们似乎仍然不愿为谈判者们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好让他们能够就那些解决疫情准备、应对和复原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的措施达成一致。

虽然这种未能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的状况表明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不信任正日益加深，也表明多边体系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代效率不高，但却不能成为我们推迟对其中一个当代最巨大威胁采取行动的借口。政府间谈判机构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去让独立专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同时确保成员国继续关注于改善全球公平，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此外如果说过去四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仅靠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各项进程其实并不足以应对疫情带来的生存威胁。其他多边机构也应承担起加强防范的责任。即将于9月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以及随后的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必须强调这一挑战的紧迫性并鼓励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在这些论坛上对全球卫生安全进行更加大张旗鼓的宣传对于确保实现有意义变革所需的政治领导力和资金至关重要。

 为此，名为“长老会”（ The Elders）的前政治领导人团体支持在未来峰会上推出一个应急平台——也就是一套能够让联合国领导人们快速应对各类全球冲击的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还应同意按照哥伦比亚的提议去审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执行情况。该协定对疫苗和治疗方法的专利保护做出了规定，因此在疫情应对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重新致力于疫情的防范工作至关重要。但它也应当成为更大范围的多边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妥协与合作，我们才能应对人类那些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