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是代表自由的候选人

纽约——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自由作为其竞选活动的核心主题。在“捍卫我们的基本自由”的标题下，她的网站解释到：“副总统哈里斯为我们未来的抗争也是一场自由的抗争。许多基本自由在此次大选中都岌岌可危：不受政府干涉地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的权利；公开、自豪地爱自己所爱之人的权利；以及开启其他一切权利的自由：投票自由。

她所传达的这一信息是值得欢迎的。美国进步人士现在应该从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手中夺回自由议程，尤其是在当前右翼所代表的东西与自由完全背道而驰的情况下。虽然许多右翼人士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但正在推动一项全美自由议程的其实是进步人士。

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厘清这一问题。首先，自由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作为和行动的自由——也就是发挥自身潜力。那些勉强糊口或濒临饥饿的人没有真正的自由，只能为了生存而忙碌。

其次，在一切由许多相互依存个体组成的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正如牛津大学哲学家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羊的死亡”。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1990和200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也就是银行家的自由——将意味着经济的死亡；但由于这种干预需要动用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危机仍然减少了纳税人和许多劳动者和房屋业主的自由。

第三，适度的强迫手段可以有效扩大所有人的自由。我们可以在齐心协力的情况下做到个人无法单枪匹马做到的事情；但为了避免搭便车问题，可能需要一些强制措施。

第四，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扩大了企业剥削他人的自由，但却并未带来整体繁荣，更别提共同繁荣了。早在新自由主义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开始流行之前，良好的经济理论就预测到了这一点。此外新自由主义甚至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鼓励破坏经济运作的个人特质和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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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依靠信任运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即使那些看似良好的制度在特朗普这类自私自利之徒开始公然违反规范并表现出极端不诚实时也无法发挥作用。

第五，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观点相反，不受约束的市场既不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还不利于政治自由。专制民粹主义的兴起在那些政府（在解决贫困、不平等、不安全等方面）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的国家最为明显。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一些核心自由（例如女性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方面的对比非常明显。在这场选举的每个重大议题上哈里斯都将扩大美国人的自由，而特朗普则会加以限制。哈里斯议程的核心是致力于扶助美国普通民众，而不是回归特朗普上次担任总统期间所采用的、声名狼藉的涓滴经济学。他提议的亿万富翁和大型企业减税政策将在未来几年内增加约7.5万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一负担将使美国人的子孙后代享有更少自由。

虽然新冠疫情后的全球通胀率飙升状况似乎已经得到控制，但美国人仍然有理由对毒品和房价感到担忧。哈里斯提出了防止价格欺诈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广泛（且故意）的误解。她并不是主张由联邦政府设定价格，同时许多州也已经出台了反价格欺诈的法律以防止企业利用飓风和洪水等特殊状况牟利。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那就是这场疫情表明此类政策需要得到强化和执行。

同样，《通货膨胀削减法》规定要将一些药品的价格从明显过高的水平上降下来，比如胰岛素这种糖尿病患者不可或缺的（且已经问世近百年的）药物。尽管如此，美国还可以做更多工作去令药品价格更接近欧洲水平，因为后者有更严厉的法律去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哈里斯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而特朗普则发誓要废除《通货膨胀削减法》，从而提高美国民众需要承担的药价。

特朗普还承诺提高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这将直接导致普通美国人购买的服装、电器和其他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事实上他的整个经济议程相当于对中低收入美国人征收巨额累退税。人们作为消费者的自由将受到限制，因为他们可以随意支配的支出减少了。

此外哈里斯已经发布了一项全面计划，旨在增加住房供应、降低住房成本，并提高首次购房者的预算承受能力，而特朗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却一直保持沉默。

最后，为了支持美国人自由地发挥潜力，哈里斯的议程包括一个愿景和扩大机会——特别是创业精神——的初步具体步骤。这些措施对那些希望创业的人和整体经济都有好处。

特朗普是体现右翼对自由的否定的一个活生生例子，而幸运的是哈里斯展现了进步人士是如何拥护和推进这一美国核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