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米莱的阿根廷哭泣

发自伦敦——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自认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即将就任阿根廷总统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承诺要振兴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并遏制失通胀失控现象。而鉴于阿根廷过往几十年的糟糕经济记录和作为连续违约国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的650亿美元主权债务重组），这会是项艰巨的任务。

2023年GDP预计收缩2.5%、通货膨胀率高达140％以上的阿根廷经济前景一片黯淡。比索兑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致使官方和黑市之间的汇率差超过150％，国家面临第十次违约债务的风险。正如以往那样，解决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失衡状况需要在不加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减少公共支出。

为此米莱提出将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并将绿色钞票设为该国唯一法定货币。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该国过往试图引入宏观经济纪律的尝试包括货币局制度，这个将比索与美元一对一绑定的制度几乎持续了十年，但在2000年代初的又一场债务危机中崩溃。米莱的计划是彻底废除比索，因为他相信关停中央银行的“印钞机”将有效遏制公共支出。

但这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公共支出由许多因素驱动，而不仅仅是“快钱”，而美元化可能导致阿根廷更难为其赤字融资。此外由于货币政策控制权将落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之手，因此将失去所有借助汇率实施调整（比如提升竞争力）的空间。正如阿根廷实施货币局制度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将国内经济暴露于外部管束会牺牲灵活性，也明显阻碍了阿根廷政策制定者在2001年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与米莱显然相信的相反，美元化是会对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构成挑战的。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抵制而非鼓励这种做法。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类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验就是一个例证。这两个国家在1991年获得独立后都设立了自己的货币。但在那些旨在管理向市场经济过渡、控制恶性通胀和应对严重货币贬值的政策下美元化成为了广泛现象。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家庭转而持有美元作为安全价值储存。境外汇款的流入也推动了美元计价银行存款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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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美元化的银行系统容易受到破坏性汇率波动、资本流向突变和常规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资本流入可能会加剧货币错配状况，使流入国货币容易受到汇率贬值的冲击，而减轻这种风险通常需要对货币政策施以额外限制。

但宏观经济稳定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国家货币代表货币独立，并在塑造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美尼亚央行就在今年9月举办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表达了这种情感。会议标题为“我们是德拉姆（dram）”，标志着其国家货币成立30周年。正如组织者所说：“德拉姆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它讲述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克服的一切困难。”

货币主权是现代国家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涉及国家在自己领土内发行货币的权力，还涉及管理货币供应和设定利率、监管和建立汇率制度以及实施影响中央银行储备的货币和资本控制的权力。国家发行的货币被认可为法定货币意味着它必须被接受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偿还债务。中央银行确保国内货币能在银行体系流通，并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在这种背景下，米莱计划将阿根廷美元化的计划似乎混淆了货币主权与控制开票、结算交易和积累储蓄等各项机制之间的区别。此外这一方案也与那种国家的角色和规模必须大幅且不可逆转地减少的自由主义信念相符。

这种方法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货币主权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需要可信机构的支持以增强经济稳定性和民主治理。美元化和自愿放弃货币独立是经济和政治脆弱的体现。这对阿根廷经济或其民主制度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