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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怪诞例子包括美国国会前女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将增税比作大屠杀，美国现任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将新冠公共卫生措施比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虽然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冒犯性的观点归因于愤世嫉俗和恶意，但原因往往只是单纯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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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mport tariffs have triggered a wave of retaliatory measures, setting off a trade war with key partners and raising fears of a global downturn. But while Trump’s protectionism and erratic policy shifts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greatest victim is likely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arns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ism resembles the strateg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ce tried.
It took a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of war to get Germany to dispense with the two taboos – against debt and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s – that have strangled its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Now, it must jo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offering a positive vision of self-sufficiency and an “anti-fascist economic policy.”
welcomes the apparent departure from two policy taboos that have strangled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纽约—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在伏尔加格勒（以前叫斯大林格勒）发表讲话，以二战的恐怖作为他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一次又一次，我们不得不击退西方的集体侵略，”他板着脸说，没有提到英国和美国在战争期间是苏联的盟友。 他补充说，今日正如当日，俄罗斯受到德国坦克的威胁，被迫抵御“现代形式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
这当然是对历史的恶意歪曲，愤世嫉俗地在有超过一百万苏联和德国士兵阵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斗地点发表。 俄罗斯不是在自卫，而是入侵了一个主权国家，其总统泽连斯基恰好是一名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犹太人。 认为纳粹意识形态驱使泽连斯基和他的乌克兰同胞保卫国家、免受俄罗斯侵略的说法是荒谬的，即使按照普京的标准也是如此。
至于涉嫌威胁俄罗斯的德国坦克，德国总理朔尔茨之所以在同意向乌克兰派遣14辆豹2坦克之前犹豫了这么久，是因为他不想让德国被视为军事领袖。 在美国总统拜登不愿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数月之后，他才勉强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坦克。
像普京一样，德国领导人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时令人倒胃口。 但他们从那场战争中得出的结论与普京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大相径庭。 普京在伏尔加格勒发表演讲前一周，朔尔茨借助德国议会一年一度的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机会，强调德国对数百万犹太人被谋杀的历史责任。 他指出，承认这一点对于确保此类犯罪永远不会重演至关重要。 会议开幕时，联邦议院议长巴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强调德国最近反犹太主义激增，称那些试图淡化大屠杀的人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一些观察家批评朔尔茨不愿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认为他从历史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但他对军事侵略的厌恶反映了塑造他这一代德国领导人的战后和平主义。 同样，德国几十年来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决定可以被视为其利用贸易和相互依赖作为预防战争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一直在其盟友的推动下重新考虑其和平主义外交政策，承担起领导军事角色，帮助保卫它过去曾粗暴对待过的国家——乌克兰。
对历史错误的记忆常常会助长暴力，大屠杀也不例外。 例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右翼政客不断援引大屠杀的真正创伤，为镇压——常常是暴力镇压——在被占领土和1967 年前边界内的巴勒斯坦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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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屠杀和其他历史创伤的记忆注定会被政治机会主义者利用和操纵，它们的真正重要性和意义永远被恶意类比蒙上阴影？ 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 创造了他著名的格言“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他是否正确？
是也不是。 检测不同时期和背景下的历史相似之处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透视感，但也会导致我们看到不相称，甚至根本不存在相似之处，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方面的怪诞例子包括美国国会前女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将增税比作大屠杀，美国现任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将新冠公共卫生措施比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虽然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冒犯性的观点归因于愤世嫉俗和恶意，但原因往往只是单纯的无知。
一些所谓的历史相似之处虽然既不愤世嫉俗也不恶意，但仍然无济于事。 例如，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最近的一份声明将今天生活在乌克兰的大屠杀幸存者的苦难与他们在纳粹手中遭受的暴行进行比较。 但是，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犯罪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但将普京的暴行与大屠杀相提并论可能同时淡化了两者。 普京已经够坏了，没必要拿他跟希特勒比。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仅是进行比较。 研究历史就是了解我们是谁，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事情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
当代政策必须根据其优点来判断，而不仅仅是根据它们与过去的关系。 没有理由承认德国对大屠杀的责任应该阻止今天的德国向乌克兰派遣坦克。 同样，近一个世纪前苏联人民在纳粹德国手中遭受的可怕苦难也不能成为俄罗斯今天侵略行为的理由。
英国小说家哈特利 (L.P. Hartley) 曾经写道，过去是“一个外国：他们在那里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做得更好。 但要理解这一课，我们必须听从桑塔亚那的建议，非常仔细地研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