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说，要避免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社会必须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社会和经济变革。此前我们指出，只有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保险公司——具备足够的金融实力遏制气候变化。
但是，为了实现风险最小化，机构投资者总体更偏好于将资本配置于已在产生稳定收入的经营性基础设施，而非新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的投资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最近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获得了基础设施私人部门投资的七成以上。气候变化要求机构投资者打破这些藩篱。但它们需要帮助降低相关风险，这便是我们认为世界需要新的全球气候金融便利（GCFF）的原因。GCFF应专门针对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解决当前多边计划的短处。
除了少数几家很有希望的实体，政府和多边金融机构难以动员气候变化相关的上规模的私人资本。关键是，机构投资者目前几乎与这些项目绝缘。原因有很多。首先，MFI和机构投资者的侧重点不同。MFI的活动是基于成员国的政策目标和客户国的需求，未必反映了投资者的要求。相反，机构投资者作为需要为退休者和其他相关利益方负责的商业行为人，不会投资被认为风险过高或不可能产生足够的财务回报的项目。要想吸引它们的投资，MFI条款必须能够与机构投资者所用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竞争。此外，许多机构投资者总体而言不熟悉基础设施投资，更不用说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MFI还必须具备消除这些投资者对于参与不熟悉的行业和地区的担忧的能力。
其次，推动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私人投资，与动员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碳排放量要高得多）的气候行动的私人资本之间存在脱节。前一类国家的绿色投资吸引的主要是少数专业化私人投资者和“影响力投资者”，但第二类国家无法动员更多数量的私人资本（包括来自机构投资者的资本）。但就目前而言，MFI的政策并不对两种情况做有效区分，要做有效区分，需要有截然不同的战略、资源和机构结构。
第三，MFI需要提高它们在机构投资者合作平台上的存在感，承担更多风险，加强与本地战略投资资金的合作，并调整治理结构以符合私人投资者所习惯的公司治理原则。据最新G20报告，MFI还应该强化动员权益投资的能力。
最后，除了少数例外，现有多边项目——如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和清洁技术基金（Clean Technology Fund）——都系在项目层面动员私人资本，而非在投资组合层面。但是，由于大部分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本数量多而投资团队少，他们通常不具有直接投资个别项目的能力；他们需要渠道或基金输出投资。
面临这些挑战，投资者控制是动员私人资本参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关键。私人投资者对于像公共实体拱手让出控制权非常犹豫，因为它们担心公共部门可能受到政治影响，而非出于商业考量决定投资。要平息这些顾虑，MFI必须强调投资配置流程的独立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Fund，NIIF）这是一个60亿美元规模的政府出资投资基金，在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政府持有NIIF本身以及负责管理NIIF的公司的49%的固定少数股权，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控制多数股权。NIIF的经营就像是标准的商业投资基金，政府只在六人董事会中派驻两位代表。负责所有投资决策的基金的投资委员会全部由专业投资人士组成，他们（和NIIF的员工一样）主要从私人部门中招聘。这些遏制公共部门控制的手段是为了让NIIF摆脱政治影响，从而保证投资者基金的经营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且不会越过政策定义的权限。
据斯坦福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要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参与遏制气候变化的融资活动，MFI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运转。但大机构变化动作缓慢，而气候行动的紧迫性又要求破坏性变化，而不是渐进式改革。因此，一个新的旨在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以NIIF构架为样板设计的GCFF，也许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
平心而论，尽管MFI将是我们提出的GCFF的少数投资者，但它们在帮助私人投资者评估新环境下的风险方面，仍起着关键作用。MFI还需要与各行业和地区共享这些风险，依托它们的专业知识提供技术支持。至关重要的是，为了确保MFI的AAA信用评级和优先债权人地位不会受到威胁，GCFF的预算必须与其他融资项目“隔离”。但这些挑战都是可管理的。
总体而言，MFI所处的环境，与它们希望动员资本的机构投资者不同。为了吸引足够的私人资本以推动气候变化方案，MFI必须将大型机构投资者视为合作伙伴和客户。新的GCFF如果能得到正确的资源和高层支持，有助于推动必须的变化。
北京—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说，要避免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社会必须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社会和经济变革。此前我们指出，只有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保险公司——具备足够的金融实力遏制气候变化。
但是，为了实现风险最小化，机构投资者总体更偏好于将资本配置于已在产生稳定收入的经营性基础设施，而非新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的投资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最近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获得了基础设施私人部门投资的七成以上。气候变化要求机构投资者打破这些藩篱。但它们需要帮助降低相关风险，这便是我们认为世界需要新的全球气候金融便利（GCFF）的原因。GCFF应专门针对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解决当前多边计划的短处。
除了少数几家很有希望的实体，政府和多边金融机构难以动员气候变化相关的上规模的私人资本。关键是，机构投资者目前几乎与这些项目绝缘。原因有很多。首先，MFI和机构投资者的侧重点不同。MFI的活动是基于成员国的政策目标和客户国的需求，未必反映了投资者的要求。相反，机构投资者作为需要为退休者和其他相关利益方负责的商业行为人，不会投资被认为风险过高或不可能产生足够的财务回报的项目。要想吸引它们的投资，MFI条款必须能够与机构投资者所用的私人资产管理公司竞争。此外，许多机构投资者总体而言不熟悉基础设施投资，更不用说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MFI还必须具备消除这些投资者对于参与不熟悉的行业和地区的担忧的能力。
其次，推动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私人投资，与动员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碳排放量要高得多）的气候行动的私人资本之间存在脱节。前一类国家的绿色投资吸引的主要是少数专业化私人投资者和“影响力投资者”，但第二类国家无法动员更多数量的私人资本（包括来自机构投资者的资本）。但就目前而言，MFI的政策并不对两种情况做有效区分，要做有效区分，需要有截然不同的战略、资源和机构结构。
第三，MFI需要提高它们在机构投资者合作平台上的存在感，承担更多风险，加强与本地战略投资资金的合作，并调整治理结构以符合私人投资者所习惯的公司治理原则。据最新G20报告，MFI还应该强化动员权益投资的能力。
最后，除了少数例外，现有多边项目——如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和清洁技术基金（Clean Technology Fund）——都系在项目层面动员私人资本，而非在投资组合层面。但是，由于大部分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本数量多而投资团队少，他们通常不具有直接投资个别项目的能力；他们需要渠道或基金输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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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些挑战，投资者控制是动员私人资本参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关键。私人投资者对于像公共实体拱手让出控制权非常犹豫，因为它们担心公共部门可能受到政治影响，而非出于商业考量决定投资。要平息这些顾虑，MFI必须强调投资配置流程的独立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Fund，NIIF）这是一个60亿美元规模的政府出资投资基金，在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政府持有NIIF本身以及负责管理NIIF的公司的49%的固定少数股权，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控制多数股权。NIIF的经营就像是标准的商业投资基金，政府只在六人董事会中派驻两位代表。负责所有投资决策的基金的投资委员会全部由专业投资人士组成，他们（和NIIF的员工一样）主要从私人部门中招聘。这些遏制公共部门控制的手段是为了让NIIF摆脱政治影响，从而保证投资者基金的经营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且不会越过政策定义的权限。
据斯坦福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要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参与遏制气候变化的融资活动，MFI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运转。但大机构变化动作缓慢，而气候行动的紧迫性又要求破坏性变化，而不是渐进式改革。因此，一个新的旨在动员机构投资者资本、以NIIF构架为样板设计的GCFF，也许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
平心而论，尽管MFI将是我们提出的GCFF的少数投资者，但它们在帮助私人投资者评估新环境下的风险方面，仍起着关键作用。MFI还需要与各行业和地区共享这些风险，依托它们的专业知识提供技术支持。至关重要的是，为了确保MFI的AAA信用评级和优先债权人地位不会受到威胁，GCFF的预算必须与其他融资项目“隔离”。但这些挑战都是可管理的。
总体而言，MFI所处的环境，与它们希望动员资本的机构投资者不同。为了吸引足够的私人资本以推动气候变化方案，MFI必须将大型机构投资者视为合作伙伴和客户。新的GCFF如果能得到正确的资源和高层支持，有助于推动必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