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危机有所不同

波哥大—就像一代人终究要让位给下一代人一样，新一代全球挑战也将取代原有全球挑战的位置。百年一遇的2019年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危险新病毒随时可能浮出水面的风险——还远不是唯一的例子。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信息技术和数据有时会被恶意利用，或者被用于网络战。即便是今天飞涨的粮食价格和日趋严重的全球饥饿也可以被归咎为未能实现开源技术的广泛传播。

我们似乎生活在永久的危险状态中。危机已不再是仅仅影响少部分人的孤立的尾部风险事件。它们更为频繁、多维且相互依存，而且——因为它们能跨越国家边界——因此，有可能同时影响所有人。此外，它们牵扯到如此之多的外部因素，以至于市场和国家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解决它们。

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取决于能否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目前所运行的国际体系却无法足量提供。例如，我们必须在疫情防范和应对、抑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共同弊端）领域进行大规模统一投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解决当前的危机，更不用说预防新危机的爆发。

重新思考多边主义的运作方式势在必行。战后国际金融架构旨在支持国家政府，以便它们可以提供国家公共产品。但构思能跨越国家边境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机构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当前危机的相互重叠性为建立全新框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由。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大了爆发传染性疾病和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平均气温升高以及降雨模式改变正在降低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主粮作物的潜在产量（例如，玉米产量下降了6%）——而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粮食安全。2010~2019年，全球陆地表面在任意月份遭受极端旱灾的比例高达22%，高于1950~99年期间的13%。

2008~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上述危机实际是一种发达国家现象）抑或1990年代末的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等此前的突发事件其本质上均具有经济属性，究其原因是由于金融风险的过度累积。当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手中掌握着解决方案。他们引入了全新金融法规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旨在恢复失去的就业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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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当今危机相互依存且在范围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可能造成的影响比以前大得多。不同的是，解决方法不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当局的能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积极领导并采取行动。拟成立的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是这种方法的实例。早期发现疫情威胁和研发针对已知病原体的群体免疫即是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全球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

但个别国家纳税人缺少动力提供能使全球受益的公共产品。此外，我们也不能指望官方发展援助（ODA）或慈善团体来完成这项任务。原有的援助金额根本就与需求不符。去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达到1800亿美元，而私人捐助机构则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但全球公共产品需求则需要数万亿美元才能满足。此外，援助预算太过周期性，而且其首要任务也是不断变化的。但看似紧迫且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事务并不总能与重要的事务相一致，而后者才应当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点关注。

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引入全新多边体系的理由。理想状况下，该体系的主要因素应当反映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所需的工具：包括税收、激励措施和问责制度。

由于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巨额稳定融资，所以，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建设全球财政能力，并以支付能力为基础提供统一资助。当然，同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领导，以确保跨政府和跨部门采取充分的对策。

正确激励纳税人及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并非易事。但绝大多数政府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第4条规则所定期举行的磋商持重视态度；评估它们如何应对气候及疫情风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样，信用评级机构应当拓展其赖以评估政府和企业风险的方法。

世界并未做好准备应对新一代危机。当危机来袭时，与其仅仅关注某特定领域的不足之处，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完全不擅长提供应对上述全新危机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除非我们能解决上述问题，否则特定问题将不断出现。例如，如果明天就将爆发又一次疫情危机，那么我们或许不会比2019年新冠疫情应对得更好。

当前的气候、卫生和粮食危机应当触发应对此类威胁所需的全球合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必须询问什么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