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几百万年后的地质学家要辨别所谓的人类纪——人类对地球环境产生主要影响的地质纪元——的开始将非常容易。目之所及就能找到明确的开始标志——塑料废品。
塑料是世界经济的关键材料之一，汽车、手机、玩具、服装、包装、医疗器械等众多东西上都有它。全球而言，2015年共生产了3.22亿吨塑料。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到2050年，塑料产量可能增加三倍。
但塑料已经给全球环境、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问题。生产塑料需要消耗资源，但其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常被用于制造一次性产品。结果是巨量的这类产品污染着地球。
塑料阻塞城市下水道系统，增加洪涝风险。大块塑料可能被雨水注入，成为传播疾病的蚊子的温床。每年都有高达1,300万吨塑料废品进入大海；到2050年，大海中的塑料可能比鱼还要多。被冲上海岸的塑料每年给旅游业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
此外，所有这些塑料都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威胁。除了因为不幸被塑料绳索或网络缠住而死去或垂死挣扎的海豹、企鹅和海龟，生物学家还在死去的鲸鱼和鸟类的胃里塞满了塑料碎片。
塑料制品对于人类也未必有百利而无一害。用于食品包装的塑料往往是五毒的，但大部分塑料含有各种化学物质，如软化剂（可以成为内分泌干扰素）和阻燃剂（高浓度时可能致癌或有毒）。这些化学物质可能通过海洋进入食物链，最终登上我们的餐桌。
解决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单靠一国或一家公司，如何努力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众多行动方——包括规模最大的塑料生产商和污染者、零废弃计划、研究实验室、废品回收机构等——合作应对这个问题。
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高层次论坛方便这些相关利益方之间的讨论，以制定减少塑料污染的合作战略为目标。这一战略不能只局限于志愿行动和合作计划，而要注重于制定以各国政府消除塑料污染承诺为基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一条约的谈判可以在今年12月的内罗毕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启动。
科学家已经就塑料污染条约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本文作者之一提出了一个效仿巴黎气候协定的公约：有约束力的首要目标与志愿性质的国家行动计划和灵活的实现手段相结合。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研究团队以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为灵感，建议对新塑料产品采取限额和禁止措施。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是否应该开启又一段漫长、曲折又累人的全球谈判条约。我们不能另辟蹊径解决塑料问题吗？
简单的回答可能是“否”。比如，可生物降解塑料只有在降解速度快到足以能够避免伤及野生动物时才有意义。甚至让人充满憧憬的发现，如能够分解或消化塑料的细菌和飞蛾，也只能充当辅助性的支持。
唯一能够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砍掉塑料废品。科技可能有所帮助，为替代和回收提供更多选项；但是，全世界许多零废弃物社区和城市表明，这不是必须的。
比如，位于多斯加尼大区卢卡（Lucca）的一座46,700人的小镇卡帕诺里（Capannori）在2007年时签署了一项零废弃物战略。十年后，其废品数量减少了40%。82%的市政废品从源头上进行隔离，只有18%的剩余废品进入垃圾填埋场。这样的经验应该为国家行动计划提供信息和指引，而国家行动计划将构成塑料条约的一部分。
欧盟委员会的“循环经济方案”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尽管该方案尚未开始实施，但其废品目标有望每年让欧盟节约1.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荷兰的年排放量。
当然，通往零废弃物之路要求投入一些投资。因此，任何国际塑料条约都必须包括融资机制，“污染者付费”是正确的起点。全球塑料行业每年营收大约在7,500亿美元，拿出几亿美元用于收拾自己制造的残局理所应当。
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着眼于未来的全球塑料条约绝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金钱，并且难免会包括一些漏洞和缺陷。它可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但它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塑料污染是人类纪的显著特征。毕竟，它是一个完全由我们造成的全球性灾难——而我们也完全有力量解决它。
柏林—几百万年后的地质学家要辨别所谓的人类纪——人类对地球环境产生主要影响的地质纪元——的开始将非常容易。目之所及就能找到明确的开始标志——塑料废品。
塑料是世界经济的关键材料之一，汽车、手机、玩具、服装、包装、医疗器械等众多东西上都有它。全球而言，2015年共生产了3.22亿吨塑料。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到2050年，塑料产量可能增加三倍。
但塑料已经给全球环境、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问题。生产塑料需要消耗资源，但其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常被用于制造一次性产品。结果是巨量的这类产品污染着地球。
塑料阻塞城市下水道系统，增加洪涝风险。大块塑料可能被雨水注入，成为传播疾病的蚊子的温床。每年都有高达1,300万吨塑料废品进入大海；到2050年，大海中的塑料可能比鱼还要多。被冲上海岸的塑料每年给旅游业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
此外，所有这些塑料都会给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威胁。除了因为不幸被塑料绳索或网络缠住而死去或垂死挣扎的海豹、企鹅和海龟，生物学家还在死去的鲸鱼和鸟类的胃里塞满了塑料碎片。
塑料制品对于人类也未必有百利而无一害。用于食品包装的塑料往往是五毒的，但大部分塑料含有各种化学物质，如软化剂（可以成为内分泌干扰素）和阻燃剂（高浓度时可能致癌或有毒）。这些化学物质可能通过海洋进入食物链，最终登上我们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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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单靠一国或一家公司，如何努力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众多行动方——包括规模最大的塑料生产商和污染者、零废弃计划、研究实验室、废品回收机构等——合作应对这个问题。
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高层次论坛方便这些相关利益方之间的讨论，以制定减少塑料污染的合作战略为目标。这一战略不能只局限于志愿行动和合作计划，而要注重于制定以各国政府消除塑料污染承诺为基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这一条约的谈判可以在今年12月的内罗毕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启动。
科学家已经就塑料污染条约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本文作者之一提出了一个效仿巴黎气候协定的公约：有约束力的首要目标与志愿性质的国家行动计划和灵活的实现手段相结合。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研究团队以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为灵感，建议对新塑料产品采取限额和禁止措施。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是否应该开启又一段漫长、曲折又累人的全球谈判条约。我们不能另辟蹊径解决塑料问题吗？
简单的回答可能是“否”。比如，可生物降解塑料只有在降解速度快到足以能够避免伤及野生动物时才有意义。甚至让人充满憧憬的发现，如能够分解或消化塑料的细菌和飞蛾，也只能充当辅助性的支持。
唯一能够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砍掉塑料废品。科技可能有所帮助，为替代和回收提供更多选项；但是，全世界许多零废弃物社区和城市表明，这不是必须的。
比如，位于多斯加尼大区卢卡（Lucca）的一座46,700人的小镇卡帕诺里（Capannori）在2007年时签署了一项零废弃物战略。十年后，其废品数量减少了40%。82%的市政废品从源头上进行隔离，只有18%的剩余废品进入垃圾填埋场。这样的经验应该为国家行动计划提供信息和指引，而国家行动计划将构成塑料条约的一部分。
欧盟委员会的“循环经济方案”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尽管该方案尚未开始实施，但其废品目标有望每年让欧盟节约1.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荷兰的年排放量。
当然，通往零废弃物之路要求投入一些投资。因此，任何国际塑料条约都必须包括融资机制，“污染者付费”是正确的起点。全球塑料行业每年营收大约在7,500亿美元，拿出几亿美元用于收拾自己制造的残局理所应当。
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着眼于未来的全球塑料条约绝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金钱，并且难免会包括一些漏洞和缺陷。它可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但它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塑料污染是人类纪的显著特征。毕竟，它是一个完全由我们造成的全球性灾难——而我们也完全有力量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