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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遍布欧洲的穆斯林社区存在的紧张现状相比，美国的穆斯林可谓更为心满意足。
皮尤论坛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欧洲的穆斯林“日子大大不如普通人，对经济机会缺乏感到沮丧，在社会上被孤立”，而大部分的美国穆斯林说“他们的社区很好或者不错”，71%的人说如果他们劳作的话就可以在美国成功。他们的收入和大学教育水平都与全国标准持平。63%的美国穆斯林并不表示在宗教忠诚和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之间存在冲突。
尽管53%的美国穆斯林认为从2001年恐怖袭击以来日子难过了一点，但是大多数认为这是政府的过错，而不是他们邻居的过错。而且，85%的人说难以或者根本无法为自杀式爆炸辩护，而且只有1%的人说使用暴力来捍卫伊斯兰是“经常”可以允许的。在欧洲，明显更多数量比例的穆斯林相信可以“经常”或者“有时”可以为自杀式爆炸辩解。
皮尤论坛的顾问杰梅尔说：“现在显现的情况是美国的穆斯林在其社会经济同化中的巨大成功。”但是成功的并非是“同化”。“同化”意味着溶解到主流之中，但是美国穆斯林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基督教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虔诚地保持穆斯林信仰。
美国的穆斯林更多地并不是同化，而是参与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之中。这可能反映了一个自我选择的进程，也就是说，由于贫乏的社会服务只能允许准备最为充分的人生存下来，因此只有教育水平最好的穆斯林移民到美国。但是在英国，即使是中产阶级穆斯林也变得隔离于社会，而且，与欧洲穆斯林不同的是，美国的穆斯林穷人并不表达隔离之意或者对基地组织表示同情。
可以这样说，只有那些渴望条件艰苦但是充满可能性的美国社会的穷人移民到美国。但是这并不说明为什么这些更为贫穷的移民保持宗教信仰，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以美国的方式成功的话，就应该很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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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穆斯林日子过得不错，而又保持虔诚以及与众不同的装束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不同化的情况下参与社会呢？
看起来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美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教育领域相对宽松，允许移民进入这些美国生活中的主要领域。尽管移民一开始会受到歧视和贫困，但是经济和政治参与的壁垒相对较低。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多样性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多种宗教。这些宗教在市民生活中可以见到而且活跃不已。它们构成了各种机构、出版物以及各种象征的基础，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美国并不是一个世俗社会，而是一个宗教多样性、具有世俗法律和政治结构的社会。
确实，美国的世俗机构是用来支持多样性的。它们允许多种信仰的人在里面工作，这也就是一个多种信仰的工作场所。禁止确立国教以及信仰自由保护了平民生活中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这种设计不仅仅是来自于开明的原则，同时也有其必要性：美国需要劝说人们跨越大洋来忍受前线战事以及后来工业化的艰难困苦。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美国的一个广告。
这种附带慷慨的利益是美国的协议：移民 必须 参与到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纷争中，但是却没有一个社会服务安全“网”。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国家。
并且他们不但可以保持他们的个人信仰，同时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的信仰。对其他人宗教信仰的容忍是让别人容忍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参与者增多后，偏见就很容易减少。长久以来，干涉这种自己生活同时也让别人生活的实用主义是不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这种协议的一个结果是看似矛盾但却正确的“对于不同意见的习以为常”。因为移民参与到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领域，美国人习惯于不同种类的人以及那些可能会损害这个国家与那些不会损害这个国家的意见之间如此鲜明的差异。事实上，美国人对于不同意见习以为常，至少他们不会感到悲哀。即便在2001年后，也只发生过很少几次反对穆斯林的事件。
然而，欧洲却要求更大程度的同化，并且它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并不那么能够宽松地进入。这意味着更少的参与以及在接纳这些移民的国家这一面对于差异更少的习以为常。在移民这一面，他们对接纳他们的国家更加仇恨、更加懒得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可能会诉诸暴力或者坚持维护形象上的差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正是因为对差异感到不快而不太愿意接受他们的。
这正是欧洲在头巾问题上爆发争论的内在原因。它既没有提到对移民参与社会生活的障碍也没有提到移民对这些障碍所做出的反应，而是要求在形象上的同化。
但是这种要求只会让事情陷入僵局。要摆脱这种僵局，我们需要放宽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限制，同时不再那么要求快速的同化。所有从亚伯拉罕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都有为了获得宗派社会的尊重而考虑新的环境因素从而做出改变的内在机制。原教旨主义和要求同化，都抢先一步制止了这些机制，现在就表现得像我们一样！
我们应该允许这些机制发生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移民在参与他们根据无法进入的经济生活前先要同化。可悲的是，这正好使他们聚居在一起而无法融入到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