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改变一切

普林斯顿——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工作观念，人类的身份本质同时也在改变。尽管此前的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和外表，但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重塑包括国家性质和作用在内的个人核心社会和政治理念。

在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主要由碳燃烧提供燃料的）机械动力取代人力和畜力成为改造自然、生产工业和消费品的能源。随着上述革命在20世纪日臻成熟，艰苦的体力劳动仅被局限在越来越少的某些职业。

窥探前工业化的工作状况只需看看屋顶工人，他们今天仍然因为以令人难受的扭曲姿势在恶劣环境下艰苦劳作而精疲力尽。他们在21世纪仍然保留着曾经人类的普遍体验。20世纪初的汽车工人弯腰工作、举起重物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而他们21世纪初的同行则只需要看着监视器，跟踪那些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的机器人。随着汗水经济逐步消失，劳动人民身体变得不那么强壮，但健康状况却随之好转。那些想要保持体力的人现在都去健身房锻炼。

信息技术革命代表着人类发展再次向前迈进。随着机器接管了更多认知型任务，计算机现在监督机器人从事体力劳动。随着脑力劳动（比如过去曾由店员进行的复杂运算）逐渐消失，同样的旧有模式仍在继续：许多人在工作中停止思考，并在填字游戏、数独或拼字游戏（Wordle）上投入精力。

今天的革命走得更远，因为它影响了集体活动该如何定义。这种发展或许在军队中最为明显，但它也影响到政治参与甚至我们对合法权威的理解。

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爆发于20世纪，而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民主化的新动力。因为士兵及其家人的牺牲需要得到奖励，两次世界大战都延长了特许经营权。经典政治自由主义认为，不应期望人们为特定政治实体牺牲自己的生命，除非他们对相关事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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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技术提供了绕过上述程序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越来越不愿接触人类事务的残酷领域。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依赖半自治雇佣军团、外围人口甚至囚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因为他知道，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居民在身体——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问题。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大国的军事指挥官就担心如何部署大规模部队，因为现代化工业生活已导致许多新兵的身体不适合服兵役。今天，军方策划人员仍然抱有同样的忧虑。2017年，五角大楼曾估计有71%的美国年轻人（年龄在17~24岁之间）不适合服兵役，而自那以后，这一比率上升到了77%。但五角大楼却拥有前几代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技术能力。就像早期的工业和文书工作那样，战争正在被无人驾驶设备所接管——比如无人驾驶无人机。

只需思考现代社会的整体变化，就可以理解战争自动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中世纪社会，人类通常被分为三个阶层： 演说家、武士和实际工作者——那些演讲或祈祷者（神职人员）；那些作战者（贵族）；以及其他人，都以体力劳动的形式实际完成了某些工作。

恰恰因为贵族阶层负责战斗，他们最初握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当他们停止战斗回到浮华的宫廷生活后，其执政的合法性也消失在香水构成的云雾中。随着法国大革命后大规模军队的出现，战争和政治都经历了民主化进程。但现在战争开始借助技术手段，因此权力再次越来越远离民众。

剩下的社会群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像工业革命减少了对实际工作者的需求一样，人类在军事领域同样被人工智能淘汰了。就像之前的实际劳动者一样，机器人正在承担作战任务。于是只剩下演说家，他们承担着保护人类独特性的任务。

他们是否也会受到技术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冗余威胁以及最终生存被毁灭的影响?抱着这样的担忧，某些批评人士和技术领袖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但技术的发展却从未因为某些人的愿望而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