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绿色投资到达最需要之处

发自洛美/波哥大——全球变暖的破坏性影响正在我们眼前显现。无法控制的大火肆虐亚马逊地区。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有可能淹没太平洋岛屿。非洲的干旱和洪水、加勒比海和东南亚的飓风和台风日益频繁暴虐。然而那些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几乎全部位于全球南方——却位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的国家之列。帮助这些脆弱的国家提高抗灾能力已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势在必行。

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二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通过了一项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发达国家每年承诺至少拿出3000亿美元，而所有行为者同意到2035年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和私人融资规模扩大到每年1.3万亿美元。虽然巴库协议可以理解地受到了质疑，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倍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公共开发银行——尤其是我们共同主持的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lub）的27家成员以及更广泛的“共同金融”网络成员——将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的成员同时来自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得我们能够采取一种平衡的视角。除了在巴库商定的金额是否足够问题之外，我们认为气候行动融资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效率。在《巴黎气候协定》确定的框架内，受资助项目的质量将使俱乐部成员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能够为可持续转型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里——则是如何部署全球金融体系的全部力量来应对气候变化。在考虑中低收入国家需求的同时增加绿色投资已不再足够。相反，目标应该是在沙姆沙伊赫对话的框架内将所有资金流转向绿色转型。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三个障碍。首先，我们必须停止资助那些加剧全球变暖的项目和部门——考虑到大多数资金流仍然不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其次，我们必须开始满足最易受气候影响国家的需求，这些国家的适应和减缓工作长期资金不足。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对全球金融架构进行彻底改革。

这种系统性转变需要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公共开发银行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加强地方能力、支持部门转型以及为调动私人资本创造条件，公共开发银行在催化变革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融资对于缩小各方在巴库许下的承诺金额与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巨额投资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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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开发性金融俱乐部成员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投入巨大，但它们改造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能力或许才是其最大的资产。支持制定雄心勃勃的国家气候议程，帮助企业和社区执行其转型计划以及加强地方金融机构的能力将比任何直接支出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但释放这一潜力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必须强化所有公共开发银行的政治授权和业务模式以反映这些目标。无论这些银行是多边银行、国家银行还是国家以下一级的银行，它们都需要有采取行动的手段，这就需要扩大它们的资本基础并为其获得优惠资源提供便利。最后但肯定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全球问责框架，根据对绿色经济转型的贡献来对资金流进行分类。这样做将使开发银行能够以系统和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

这种做法将超越气候融资的传统分类。当然，仍有必要跟踪气候融资的直接影响并确保其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但我们还必须开发新的工具以识别和鼓励我们所说的“转型融资”：可以通过其系统性或催化作用协助将更大规模资金流转向气候行动的干预措施。这可以包含消除市场障碍、建立大量符合银行担保标准的项目库以及其他实现结构性变革的措施。

应对气候紧急情况需要动员整个金融体系。公共开发银行正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但它们无法独自制定全面的框架和雄心勃勃的目标。解决方案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在时间耗尽之前将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