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健康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建议

墨西哥城—健康的人口既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因，也是结果。但今天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政策制定者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具体而言，新一代全球危机——包括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日益严重的饥饿——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财政部长的角色。

我们应该知道。作为前财政部长，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现在需要职能部委更多的参与。特别是，财政部长必须能够更好地评估公共卫生风险的潜在经济影响，引入改善健康结果的税收，以及通过超越短期公共财政考虑的预算和监管决策。如果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对下一次健康和经济危机毫无准备。

新冠大流行的毁灭性经济后果表明，为什么财政部长必须预测他们对全球健康风险的反应。预计到 2024 年，这场大流行将导致超过 1500 万人死亡，使全球经济损失超过 12 万亿美元GD​​P。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封锁导致超过 15 亿学生受到学校和大学停课，这意味着一代儿童和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无法有效在家上学的儿童和年轻人，遭到严重的长期后果。

简而言之，当今系统性健康危机的经济影响可能如此之大，以至于财政部长不能再假设国家和全球卫生政策，尤其是针对不同冲击的风险和准备评估，是卫生部门专业人员的专属领域。相反，财政部长需要更多地与卫生领导人接触，加强国家在未来危机中的应变能力。

在许多国家，财政部长迄今为止只制定负责卫生的职能部委的总体预算，而将执行工作留给了相关部门。同样，对卫生部长的日常要求往往会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公立医院和卫生保健设施运营情况，而不是人口健康、危机预防和应对准备。各自角色的狭隘概念导致了次优的健康和经济结果。

因此，财政部长需要更直接地参与影响公共卫生和经济表现的关键领域的决策。对于在水和下水道、营养和体育、清洁能源、女童教育以及学校供餐计划等领域存在健康影响的政策和预算章节，多部门方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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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过去十年中，南非为女生和妇女提供了免费和免税的卫生巾，智利引入了食品标签并改变了学校供餐计划，墨西哥消除了日托中心牛奶中的糖分。如这些例子所示，财政-卫生关系确定了韵律，但还需要其他部门的贡献来完成交响。

此外，物有所值应该是医疗保健公共融资的中心。提高效率需要与促进公平齐头并进。讨论必须超越短期预算，着眼于通过更好的采购、改进的财务管理和问责机制共同监督卫生系统的整体效率，帮助确保医疗保健资金可持续和平等地实现特定成果。

例如，哥伦比亚根据来自全球市场的数据对其卫生部门采取价格管控。墨西哥整合公共部门的药品采购，对已获美国、欧洲和日本监管机构批准的药品自动授权。阿根廷在国家组织中引入了拍卖系统，经济高效地为老年人提供护理。南非和印度正在联合寻求豁免 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中涉及新冠的预防、遏制和治疗——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大量接种等基本公共品成本过高的问题。

撇开财政问题不谈，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和法规对于促进更好的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在这里，财政部长可以对不健康产品征税；增加卫生领域的研发支出；加强竞争监管从而抑制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确保为公共和私人健康保险公司制定强有力的规则；以及遏制家庭直接自费支出。

为此，南非、尼日利亚、墨西哥和加蓬对含糖饮料征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提高了烟草税；加蓬对卷烟征收消费税。尼日利亚制定了电话税来资助医疗保健，南非打算对电子烟和电子烟草征税，以阻止它们的使用，尤其是年轻人的使用。

最后，新冠大流行表明，仅在国家层面无法解决全球健康问题。重新构想卫生经济对话必须包括重新思考国际财政和卫生机构的治理和绩效，加强它们的合作。此外，这些组织应在其宏观经济风险评估中纳入健康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

当前的全球危机要求卫生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重塑和加强合作。通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财政部长可以为建设一个能够更好地抵御与健康相关的未来经济威胁的世界做出贡献。

Kemi Adeosun、Mauricio Cárdenas、Nicolás Dujovne、José Antonio González Anaya、 Régis Immongault和 Trevor Manuel 对本文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