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许多旨在后疫情时期促进绿色和包容性复苏的政府，积极响应了“重建更美好未来”的口号。迄今为止，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增加公共支出，以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同时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但财政保守人士担心，不断上升的赤字将让本就负债的经济体血本无归，并导致金融市场的强烈抵制。
由于疫情尚未结束，政治家们不愿意通过谈论增税来进一步打击人们的情绪，这也并不奇怪。然而，若要达到他们声称的社会可持续转变，则必须进行税收改革。
就目前而言，主导当前税收辩论的更多是关于税收的组合，而不是税收的程度，以及如何更精明地征税，而不是一味地提高税收。为此，关键是从对劳动力征税转向对资源使用征税。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累进消费税。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点子。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认为，通过提高对资源使用和环境损害的征税以弥补所得税的削减，是更有效和公平的做法。当前，市场未能向污染者对社会带来的成本进行有效惩罚，而这类税收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几十年来，既得利益者却不断地拒绝这些提议。但是，当我们从这场疫情的多重破坏中走出来时，我们也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政府行为、商业模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规模以及范围。现在，正是改变的好时机。
缓解全球变暖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通过征收碳税或限制可交易排放许可证的供应来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并与此同时逐步取消长期存在的化石燃料补贴。联合国第26次缔约方大会气候峰会将在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上述做法也将在峰会展开前夕得到广泛讨论。
但是，“重建更美好未来”这一议程面临更广泛的环境和社会挑战，这也不仅仅涉及加速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需要。此时，绿色消费税的概念登场了。
尽管碳定价将通过供应链推高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但它对非能源资源的生产、使用和处置的影响将是温和和间接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二氧化碳排放是个隐形的敌人。若将直接消费税与人们购买、使用和丢弃商品的危害联系在一起，征收直接消费税将更加透明和便于理解。
将绿色税收与产品的重量和大小挂钩，可以更清楚地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联系起来，并有助于改变社会规范。使用更大的汽车或住在更大的房子里的人们将支付更多，而更小的选项将更受青睐。这也能鼓励生产者创新，采用资源密集度较低的“循环”方法，并提供允许消费者分享而非占有资产的服务。
同样的，这也不是个新鲜的点子。早在1973年，经济学家E.F .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著书《小的是美好的》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从那以后，美国尤其与“大”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向往一个家家户户都住在豪宅并拥有2.5吨重越野车的世界。对汽车和住宅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和使用征收更高的累进税，将促使消费者开始采用更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自然的，如同任何增税，人们将对商品税的增税提出强烈反对。但这项征税的原因将是明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平的。这些税收的累进性质意味着，这个负担将不成比例地由消费更多资源密集型大宗商品的高收入家庭承担。
根据一项估计，在20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人口累积排放了52%的二氧化碳，仅前1%的人口就占了15%。对于富人而言，比起更高的所得税或财产税，对他们消耗的材料和能源课以重税，或许是更容易被接受的选项。
这场疫情及其封锁让我们意识到过度消费和人员流动的危险。尽管人们会在疫情结束后放弃一些先前被强迫习得的习惯，但许多人会认识到，比起积累财富，与他人互动才更有利于自身的幸福和福祉。
为了获得对新消费税的支持，政府可采取一个更强有力的做法。那就是，与公众达成“绿色大交易”，将收益用于加快“重建更美好未来”议程。例如，这类税收的收益可以为减少劳动力征税提供资金，尤其使低收入人群受惠。这能让计划具有双重进步主义色彩。
一个选项是推出“碳红利”，使家庭通过绿色税收收益获得统一收入。在这项提议中,贫困家庭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另一种可能性是利用新的财政收入来减税，或增加对服务和绿色产品的补贴。这项提议能够帮助到在疫情封锁期间受损严重的当地商业和服务，尤其是餐馆、休闲和酒店行业。
同样的，政府可以利用部分税收收益去资助绿色投资领域，包括支持家庭购买电动汽车（尤其是小型汽车）以及家庭能源系统。这笔款项也可以用于企业和政府对必要基础设施和研发的投资。
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近期将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意味着，绿色消费税可以在几年内分阶段征收，所得款项可为绿色大交易提前买单。
这项做法将在短期内增加政府赤字，却有助于启动更具可持续性的复苏。如今，政治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解决人民和地球的需求，也是时候提出更雄心勃勃的绿色税收议程了。
Translated by Siow Jing Y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伦敦—许多旨在后疫情时期促进绿色和包容性复苏的政府，积极响应了“重建更美好未来”的口号。迄今为止，政策制定者致力于增加公共支出，以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同时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但财政保守人士担心，不断上升的赤字将让本就负债的经济体血本无归，并导致金融市场的强烈抵制。
由于疫情尚未结束，政治家们不愿意通过谈论增税来进一步打击人们的情绪，这也并不奇怪。然而，若要达到他们声称的社会可持续转变，则必须进行税收改革。
就目前而言，主导当前税收辩论的更多是关于税收的组合，而不是税收的程度，以及如何更精明地征税，而不是一味地提高税收。为此，关键是从对劳动力征税转向对资源使用征税。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累进消费税。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点子。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认为，通过提高对资源使用和环境损害的征税以弥补所得税的削减，是更有效和公平的做法。当前，市场未能向污染者对社会带来的成本进行有效惩罚，而这类税收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几十年来，既得利益者却不断地拒绝这些提议。但是，当我们从这场疫情的多重破坏中走出来时，我们也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政府行为、商业模式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规模以及范围。现在，正是改变的好时机。
缓解全球变暖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通过征收碳税或限制可交易排放许可证的供应来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并与此同时逐步取消长期存在的化石燃料补贴。联合国第26次缔约方大会气候峰会将在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上述做法也将在峰会展开前夕得到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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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建更美好未来”这一议程面临更广泛的环境和社会挑战，这也不仅仅涉及加速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的需要。此时，绿色消费税的概念登场了。
尽管碳定价将通过供应链推高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但它对非能源资源的生产、使用和处置的影响将是温和和间接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二氧化碳排放是个隐形的敌人。若将直接消费税与人们购买、使用和丢弃商品的危害联系在一起，征收直接消费税将更加透明和便于理解。
将绿色税收与产品的重量和大小挂钩，可以更清楚地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联系起来，并有助于改变社会规范。使用更大的汽车或住在更大的房子里的人们将支付更多，而更小的选项将更受青睐。这也能鼓励生产者创新，采用资源密集度较低的“循环”方法，并提供允许消费者分享而非占有资产的服务。
同样的，这也不是个新鲜的点子。早在1973年，经济学家E.F .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著书《小的是美好的》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从那以后，美国尤其与“大”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向往一个家家户户都住在豪宅并拥有2.5吨重越野车的世界。对汽车和住宅等大型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和使用征收更高的累进税，将促使消费者开始采用更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自然的，如同任何增税，人们将对商品税的增税提出强烈反对。但这项征税的原因将是明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平的。这些税收的累进性质意味着，这个负担将不成比例地由消费更多资源密集型大宗商品的高收入家庭承担。
根据一项估计，在20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人口累积排放了52%的二氧化碳，仅前1%的人口就占了15%。对于富人而言，比起更高的所得税或财产税，对他们消耗的材料和能源课以重税，或许是更容易被接受的选项。
这场疫情及其封锁让我们意识到过度消费和人员流动的危险。尽管人们会在疫情结束后放弃一些先前被强迫习得的习惯，但许多人会认识到，比起积累财富，与他人互动才更有利于自身的幸福和福祉。
为了获得对新消费税的支持，政府可采取一个更强有力的做法。那就是，与公众达成“绿色大交易”，将收益用于加快“重建更美好未来”议程。例如，这类税收的收益可以为减少劳动力征税提供资金，尤其使低收入人群受惠。这能让计划具有双重进步主义色彩。
一个选项是推出“碳红利”，使家庭通过绿色税收收益获得统一收入。在这项提议中,贫困家庭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另一种可能性是利用新的财政收入来减税，或增加对服务和绿色产品的补贴。这项提议能够帮助到在疫情封锁期间受损严重的当地商业和服务，尤其是餐馆、休闲和酒店行业。
同样的，政府可以利用部分税收收益去资助绿色投资领域，包括支持家庭购买电动汽车（尤其是小型汽车）以及家庭能源系统。这笔款项也可以用于企业和政府对必要基础设施和研发的投资。
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近期将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意味着，绿色消费税可以在几年内分阶段征收，所得款项可为绿色大交易提前买单。
这项做法将在短期内增加政府赤字，却有助于启动更具可持续性的复苏。如今，政治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解决人民和地球的需求，也是时候提出更雄心勃勃的绿色税收议程了。
Translated by Siow Jing Yi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