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choosing to side with the aggressor in the Ukraine wa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has effectively driven the final nail into the coffin of US global leadership. Unless Europe fills the void – first and foremost by supporting Ukraine – it faces the prospect of more chaos and conflict in the years to come.
内罗毕——就业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资。它还能保障个人独立、社会地位以及上述资产所带来的自尊。对残疾人而言,上述福祉尤其有价值——而且尤其难以获得。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各国已经就截止2030年“促进所有人充分、高效就业和拥有体面的工作”而达成一致。对于像肯尼亚这样 21%的人口都在19-24岁之间的年轻国家而言,为了能将青年人口膨胀转化为人口红利,对进步的需求尤为迫切。尽管持续发展目标并未明确承认这一点,但如果不解决残疾劳动者所面临的独特——而艰巨的——挑战,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50~70%的残疾适龄劳动人口失业。在英国,2017年研究表明,残疾求职者在获得职位之前所提交的申请数量比非残疾劳动者多60%还多。仅有51%的残疾人申请会带来面试,而非残疾人申请的面试比率则为69%。
而在发展中世界,劳动力市场对残疾人更加严酷,残疾人失业率达到80~90%。例如在印度,大约7,000万名残疾人中仅有约100,000人得到了正式的私营部门工作。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雇主的歧视,雇主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残疾劳动者效率更低,或者非残疾劳动者会厌烦或讨厌与残疾人共同工作。雇主可能还认为雇佣残疾人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在肯尼亚情况的确如此,因为法律要求企业满足残疾合同员工的需求。
但早在残疾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业障碍就已经开始了。在肯尼亚,据总部设在英国的海外志愿服务机构报告,残疾人往往难以完成教育,因为图书馆不对他们开放以及有能力培训残疾人的教师数量严重短缺。肯尼亚每105名患有情感障碍的儿童仅拥有一名教师,而非残疾学生的相应比例则为35:1。这也意味着前者所受到的个人关注很有可能远远少于后者,从而导致更低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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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连那些掌握熟练技术并达到特定职位要求的残疾人可能也无法学到其他关键技能,例如如何才能有效地与他人沟通交流。比方说,一名患有严重焦虑型自闭症的19岁肯尼亚少女想要寻找工作。尽管她拥有出色的编码和打字能力,但她在面试时自我推销能力的匮乏严重影响了她被录用的几率。
因此,改善残疾人的就业前景不仅需要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优质教育,还需要引入就业指导等其他有针对性的举措。就业导师会直接与残疾人交往,了解他们的能力、兴趣和潜力,同时建立与雇主的合作关系,并向他们推荐有前途的候选者。这将允许残疾人绕过对他们不利的面试过程,并同时向雇主保证,残疾候选人不会是过度冒险或昂贵的选择。
就业导师还可以通过所谓定制化就业来协助谈判新员工的合同规则,定制化就业为双方量身定制就业关系,从而确保满足员工和雇主双方的需求。例如,那位19岁的自闭症少女也许在家里工作表现最好。因为她的工作主要是在线完成,在家工作应当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企业可能需要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允许她带笔记本电脑回家并确保她在家里可以连上网络。
除提高员工自身的工作满意度和效率之外,这样的安排还可以通过使企业避免在工作场所为她而做出改变来节约企业的资金流。定制化就业同时也有助于避免残疾劳动者与其他同事之间产生摩擦。
要想让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蓬勃发展需要多方利益主体,包括私有企业、学校和决策者进行通力合作。其实已经存在很多有前景的解决办法。但如果想让它们及时发挥作用以实现第8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对肯尼亚而言,也是利用其膨胀的年轻人口——现在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