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将如何应对新的制裁举措

普林斯顿——自2017年12月以来，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了近1/3。而在4月10日，汇率的迅速贬值促使政府暂停国内外汇交易，并将持有超过1万欧元（合12，000美元外汇）的行为认定为非法。

此举代表在历经30年相对宽松的经济决策后政府彻底的路线变革，在这段宽松时期政府允许私营行业进行外汇交易甚至容忍资本外逃行为。令伊朗忧虑的不仅是5月12日后美国将重新实施制裁措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届时将兑现其退出2015年伊核协议的竞选承诺。相反，伊朗已经适应与西方和解前景逐渐消退的新世界。

美国威胁恢复制裁已经引发了一场里亚尔危机，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这份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迫使伊朗接受针对其核及弹道导弹计划的进一步限制。鉴于伊朗上一次是在里亚尔汇率崩盘不到一年后重返谈判桌并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截止2012年10月里亚尔贬值近200%——认为伊朗政府会屈从于特朗普的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的假设。

但2018不是2012。伊朗人今天对修复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要悲观得多。因此，如果美国真的违背其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所作出的承诺，那么伊朗领袖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证明再次做出让步是合理的举措。

正如12月和1月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所证明的那样，伊朗人对哈桑·鲁哈尼总统实现经济进一步繁荣的能力也不那么乐观了。随着鲁哈尼市场改革和与西方紧密融合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很可能会被迫改变路线，采用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亲东方远西方”的偏好。

这无疑正中伊朗强硬派人士的下怀，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鲁哈尼推行亲市场、支持全球化的改革政策。他们所支持的战略正在获得推动，那就是走向“抵制经济”。这项战略由哈梅内伊在2012年首次提出，倡导依赖进口替代，崇尚国内投资，以减少伊朗对西方经济的依赖并强化该国适应国际制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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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经济的必要性似乎随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签署而消失。经过两年的负增长，随着国际制裁措施逐步取消，伊朗经济在2016年出现了强劲反弹。主要因为石油出口翻番等因素，伊朗经济以12.5%的年增长率创下反弹新高。但其后经济却出现了大幅回落。2017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4%左右，预计今后几年仍将在低位徘徊。

同样，尽管伊朗经济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签署以来已经创造了60万个全新工作岗位，但还不足以吸纳伊朗大规模膨胀的青年人口。事实上，失业率现在处在历史高位，有大学学历的伊朗年轻人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2016年人口普查显示，在受过大学教育的20到29岁青年人口中，36%的男性和50%的女性找不到工作。

就业机会创造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伊朗领导人未能改善该国的私人投资环境。2018年，伊朗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排名中仅列第124位，与一年前相比没有变化。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阻挡了自由化改革，伊朗经济的反竞争性仍然像以前一样。

而且，伊朗经济的低迷表现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鲁哈尼经济团队，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掌控下经济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说鲁哈尼曾经拿到过通往繁荣之门的钥匙，就像他在2013年总统竞选中总爱提起的那样，他却未能及时找到钥匙孔。

鲁哈尼当选近五年后，伊朗的银行系统仍然偿付能力不足。由于2000年房地产市场繁荣期间所累积的不良贷款，伊朗银行自2012年以来一直因为制裁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活动。为吸引存款，银行一直提供高于通胀率十个百分点乃至更高的利率，同时利用新增存款来偿付之前的存款人。政府已经找到并关闭了若干这样的庞氏投资骗局。但对该国其他的破产银行而言，等待另一次房地产繁荣一直是唯一的选项。

更糟的是，持续高利率已经将固定资产投资抑制在GDP的20%左右，而固定资产投资至少需要增加十个百分点才能满足降低失业的需求。此外，仅占GDP不足百分之三的公共投资不足以维修和保养现有的基础设施。而随着大量外资流入的前景逐渐暗淡，几乎看不到出现任何投资反弹的可能。

即使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外国投资者与伊朗接触时也小心谨慎，虽然签署项目协议但实际延缓注资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项目的外资引入签约总额为120亿美元，但实际流入的资金仅有21亿美元左右。因为现在政府已经对资本流动进行了新的限制，该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

资本控制无疑与保守派所支持的“抵制经济”相配套，一位保守派人士不久前宣布短短数月就发生了3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并因此引发恐慌。事实上，100亿美元的数字可能性更高。

无论如何，取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是否崩溃以及崩溃的速度，资本控制将仅仅是大逆转的开头。随着经济决策权从市场转向政府，鲁哈尼创造富于竞争力的全球化伊朗经济的努力将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