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我的电脑屏幕上闪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也许标志着旧全球秩序瓦解的另一个里程碑的电子邮件。在得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爱乐音乐会的门票后，我收到了一份“客户服务公告”，称瓦列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被描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和著名支持者”——将不再担任乐队指挥。此后，许多其他管弦乐团也与捷吉耶夫断绝了关系。
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仍有可能相信西方与中国和俄罗斯完全“脱钩”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然而，捷杰耶夫被驱逐是一个关于新近结成的中俄轴心如何催化裂痕的隐喻，这个裂痕现在影响到从文化交流到贸易的方方面面。
毕竟，在入侵之前，许多人怀疑欧盟（尤其是德国）能否将俄罗斯的天然气针从手臂上拔走——尤其是在北溪2号管道提供了新能源流入的情况下。同样，许多人想知道，美国自己的许多工厂已经关闭，还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商品的依赖。
在全球化的平静时期——当“达沃斯人”以关于双赢结果的欢快花言巧语统治地球时——全球供应链好像大可以为每个人带来无限的利益。如果可以制造更便宜的东西并更快地运送，那么外包到遥远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开放市场因其创造更开放的社会的能力而受到吹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跨国贸易，不理会对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因此，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与俄罗斯（天然气）和中国（稀土、多晶硅、药品和老式消费品）相互依赖。
但随着普京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表达收复态度，我们不仅要掂量好转的世界秩序和碎片化的全球市场，还要掂量温和文化交流的崩溃。
是什么导致了这次意外和危险的脱轨？普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曾经的兄弟邻国，将俄罗斯的真正国家利益抛诸脑后？什么会导致习近平为了夺取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统治过的蕞尔小岛而牺牲本国人民的历史性经济奇迹？为什么这两个当代极权主义者在世界变得如此相互依存的时候，却沉迷于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疏远了如此多的其他重要国家？
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独裁者可以更自由地以任意行事，因为他们几乎不用面临任何政治制衡。因此，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他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性格障碍制定政策，而不会受到挑战。普京和习近平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也有一些共同的关键特征。两人都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偏执的人，他们受到历史怨恨叙事，尤其是对西方“列强”的历史怨恨叙事的影响。
这些叙事围绕列宁主义关于外国剥削、屈辱和受害的主题展开。他们将西方民主国家妖魔化为伪君子和压迫者（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们将傲慢和轻蔑的态度归咎于西方。
最重要的是，普京和习近平渴望被尊重。然而他们知道，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并不，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尊重他们的极权主义——无论他们在建设高铁线路、建设现代城市或举办奥运会方面多么成功。正是这种尊重缺失综合症造成了他们的怨恨和不满。普京和习近平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外交、技术和太空政策多么成功地推动了本国的发展，无论他们向世界出售了多少石油和天然气，他们都永远无法克服这一点。告诫他们获得尊重需要他们表现得体，而不是监禁反对派候选人和异见分子（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施加迫害，不是以惩罚性贸易政策欺凌他国，更不是发动侵略，也是无济于事。普京和习近平沉迷于列宁主义受害者论，既想推翻西方秩序，又想受到西方秩序的尊重。
正因如此，他们被一种西方任何手段都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发。即使有九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不断的“接触”的滋润，也不足以克服中国感到不断受到世界民主国家非难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形式）针对的感觉。普京和习近平对不得不与成功的民主政体（如乌克兰和台湾）比邻而居感到非常不满，这些政体由具有相似历史、文化和种族的人民组成。
共同不满的磁力使这两个前竞争对手如此靠近，最近宣布他们的伙伴关系“没有限制”。两人都坚持认为，应该由一国的人民“决定他们的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普京和习近平声称他们正在领导一种新的民主，无所谓普京自比沙皇，无所谓习近平的治理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现在的问题是，在普京决定开战之后，俄罗斯和中国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机会主义协定。入侵前夕，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受到保护，“乌克兰也不例外”。习近平随后致电普京解释说，虽然他理解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但中国仍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并有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毕竟，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外国势力干涉自己的“内政”，更不要说入侵中国了。
这些重点哪一个会胜出？ 最有可能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对自由民主（以及对民主领导人自以为是）的共同厌恶最终将压倒 国家主权神圣这一十九世纪的古董观念。 受害叙事在心理上助长了两国的民族主义和怨恨情绪，它过于强大，不能被国际法的轻描淡写所抵消。
纽约—我的电脑屏幕上闪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也许标志着旧全球秩序瓦解的另一个里程碑的电子邮件。在得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爱乐音乐会的门票后，我收到了一份“客户服务公告”，称瓦列里·捷杰耶夫（Valery Gergiev）——被描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和著名支持者”——将不再担任乐队指挥。此后，许多其他管弦乐团也与捷吉耶夫断绝了关系。
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仍有可能相信西方与中国和俄罗斯完全“脱钩”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然而，捷杰耶夫被驱逐是一个关于新近结成的中俄轴心如何催化裂痕的隐喻，这个裂痕现在影响到从文化交流到贸易的方方面面。
毕竟，在入侵之前，许多人怀疑欧盟（尤其是德国）能否将俄罗斯的天然气针从手臂上拔走——尤其是在北溪2号管道提供了新能源流入的情况下。同样，许多人想知道，美国自己的许多工厂已经关闭，还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商品的依赖。
在全球化的平静时期——当“达沃斯人”以关于双赢结果的欢快花言巧语统治地球时——全球供应链好像大可以为每个人带来无限的利益。如果可以制造更便宜的东西并更快地运送，那么外包到遥远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开放市场因其创造更开放的社会的能力而受到吹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跨国贸易，不理会对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因此，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与俄罗斯（天然气）和中国（稀土、多晶硅、药品和老式消费品）相互依赖。
但随着普京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表达收复态度，我们不仅要掂量好转的世界秩序和碎片化的全球市场，还要掂量温和文化交流的崩溃。
是什么导致了这次意外和危险的脱轨？普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曾经的兄弟邻国，将俄罗斯的真正国家利益抛诸脑后？什么会导致习近平为了夺取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统治过的蕞尔小岛而牺牲本国人民的历史性经济奇迹？为什么这两个当代极权主义者在世界变得如此相互依存的时候，却沉迷于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疏远了如此多的其他重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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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独裁者可以更自由地以任意行事，因为他们几乎不用面临任何政治制衡。因此，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他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性格障碍制定政策，而不会受到挑战。普京和习近平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也有一些共同的关键特征。两人都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偏执的人，他们受到历史怨恨叙事，尤其是对西方“列强”的历史怨恨叙事的影响。
这些叙事围绕列宁主义关于外国剥削、屈辱和受害的主题展开。他们将西方民主国家妖魔化为伪君子和压迫者（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们将傲慢和轻蔑的态度归咎于西方。
最重要的是，普京和习近平渴望被尊重。然而他们知道，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并不，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尊重他们的极权主义——无论他们在建设高铁线路、建设现代城市或举办奥运会方面多么成功。正是这种尊重缺失综合症造成了他们的怨恨和不满。普京和习近平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外交、技术和太空政策多么成功地推动了本国的发展，无论他们向世界出售了多少石油和天然气，他们都永远无法克服这一点。告诫他们获得尊重需要他们表现得体，而不是监禁反对派候选人和异见分子（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施加迫害，不是以惩罚性贸易政策欺凌他国，更不是发动侵略，也是无济于事。普京和习近平沉迷于列宁主义受害者论，既想推翻西方秩序，又想受到西方秩序的尊重。
正因如此，他们被一种西方任何手段都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发。即使有九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不断的“接触”的滋润，也不足以克服中国感到不断受到世界民主国家非难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形式）针对的感觉。普京和习近平对不得不与成功的民主政体（如乌克兰和台湾）比邻而居感到非常不满，这些政体由具有相似历史、文化和种族的人民组成。
共同不满的磁力使这两个前竞争对手如此靠近，最近宣布他们的伙伴关系“没有限制”。两人都坚持认为，应该由一国的人民“决定他们的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普京和习近平声称他们正在领导一种新的民主，无所谓普京自比沙皇，无所谓习近平的治理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现在的问题是，在普京决定开战之后，俄罗斯和中国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机会主义协定。入侵前夕，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受到保护，“乌克兰也不例外”。习近平随后致电普京解释说，虽然他理解俄罗斯的安全关切，但中国仍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并有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毕竟，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外国势力干涉自己的“内政”，更不要说入侵中国了。
这些重点哪一个会胜出？ 最有可能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对自由民主（以及对民主领导人自以为是）的共同厌恶最终将压倒 国家主权神圣这一十九世纪的古董观念。 受害叙事在心理上助长了两国的民族主义和怨恨情绪，它过于强大，不能被国际法的轻描淡写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