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2.0

日内瓦—近三十年前，柏林墙倒塌，代表着国家从全球经济中撤退的最高潮，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的一败涂地。从国家干预主义的法国到共产主义的中国，经济模式各异的各国都开始采取更加放任自由的决策方法，信奉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的信条。

在这场针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反击中，一些国有企业被彻底私有化。但“皇冠上的宝石”的绝大部分仍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战略性私人合作方或私人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股份。不管采用何种形式，私有化不仅仅表达了一种哲学方向；也带来了影响广泛的经济后果，从意大利到埃及，截然不同的国家证券交易所都因为国有企业的挂牌上市而繁荣昌盛。

但是，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国家从经济中撤退的趋势停下了脚步。中国通过国有企业推动经济发展，阿联酋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推动经济多元化，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让人们开始质疑私人部门拉动增长的效果。

许多政府试图复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验和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经验。比如，在中东，一场静悄悄的国家推动的经济革命正在近几年中展开，其中迪拜刚刚超过伦敦希思罗机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枢纽。

尽管沙特国有石油公司阿美有望上市表明私有化并未彻底被抛弃，但跟广泛、也许更重要的趋势已不在于此。全球各国政府不再热衷于私有化，而越来越多地寻求解决国有企业的固有缺点，包括落后的公司治理、低下的生产率，以及创新不足。

在这方面，主权财富的结构正在从消极国有的遗留模式转为承认国有企业的生存取决于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国有企业在国内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不再能够确保它们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横跨国境的破坏性新技术的挑战下。从长期看，政府保护无助于国有电信企业将Skype、WhatsApp和Viber等工具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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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更多地着眼于现代化而非私有化。许多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最近都成了风险资本，目标对准了产生能够支持它们的核心业务的创新的高科技公司。比如，沙特电信成立了STC Ventures，负责公司的现金投资业务并在尖端科技行业寻觅机会。类似地，阿联酋众多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的迪拜投资公司为波士顿农业科技初创企业Indigo投资了 4,700万美元。

尽管如此，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在科技行业经验十分有限，它们的公司文化与目标公司相比也非常僵化。监督高科技企业的治理情况所需要的技巧，与管理对外合资企业截然不同，目前后者才是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更喜欢的形式。因此，为了确保必要的专业性，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与日本软银缔结合作伙伴关系，阿布扎比的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 Investment Company）与有法国国家背景的CDC国际资本公司和BpiFrance签订了协议。

但即使有了相关的知识，高科技公司（如Facebook和Snapchat）的治理还是可能会带来更多挑战，因为科技公司创始人和主权投资者都会想要更高水平的经营控制权。除了控制权问题，收购科技公司还要求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方法，因为高科技行业的估值存在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讲，新兴市场主权投资者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全世界积极收购科技企业。在经过近几年中的一些问题收购后，中国财政部发布了指南以减少国有企业海外收购的风险。

即使许多新兴市场主权基金更偏好保持不发声的无投票权投资者，消极持有外国公司股份，正处于狂飙突进时期的科技行业收购潮仍然要求它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作为股东的权利。另一个要求是它们的团队必须具备更加专业的投资技能，与其他国内投资者紧密协作，以使收购对各自国家经济产生乘数效应。

近几年来，拜Abraaj Capital公司事件的余波所赐，中东（事实上，其他地区亦然）私募股权基金活动有所减少，该地区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会继续不断成立自己的私募股权投资载体。通过高科技企业的主权投资，决策者能够带来乘数效应，包括对此前通过私有化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的乘数效应。

比如，国有企业或许可以将它们建立的私募股权资金挂牌，同时将它们投资的国内高科技企业粉饰为潜在挂牌对象。这对本地股市的好处不亚于——甚至要大于——国有企业本身的挂牌，因为交易所现在有用来吸引创新企业的专门的上市板块。

无论如何，把焦点完全汇聚在大国企私有化上会让你误解新兴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国家资本主义2.0的基础不是政府所有权稀释，而是政府所有权与世界经济的未来的协调。这一转变是国家所有权存在的关键，它要求主权投资者反思传统治理范式。如果国有企业不想重蹈恐龙的覆辙，就不但要学习配合外国合作伙伴的舞步，也要学会霹雳舞、摔跤、站起来和其他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