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意识形态瘟疫

纽约—众所周知，美国人爱车，但首先引入免下车COVID-19检测的却是韩国人——这个简单的措施可以极大地减小传染风险。众所周知，美国人喜欢直说、直率、想法直白。但直面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却是韩国人。

诚然，韩国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尽管许多韩国人会比较不同意这样的赞美之词）。但美国也是。那么，为什么美国对疫情的响应会落后那么多?

简单的答案是美国有一位根本与岗位不相匹配的总统，不管是智商还是脾气。大部分美国人多年前便得出了这一结论。如果公共观点的当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特朗普将输掉11约大选，被他另一个极端的反对者、极有可能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乔·拜登（Joe Biden）所取代。

果真如此的话，美国人将为国家回归尊严和体面而庆祝。正如拜登常说的，“个性就体现在选票上。”但特朗普的离职未必治得了美国的政治病。美国陷入了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宗派主义，而特朗普本身只不过是这种病的著名携带者。略微观察美国政坛便可知道，美国被“消极党争”所深深撕裂，两党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反对另一党，而不是要推动自己的思想。

但其中一个阵营，即特朗普的共和党，将这一对抗方针与深度怀疑专家和一般治理结合起来。这一反建制态度早在特朗普之前便已存在，但他积极地煽风点火，为自己捞取政治收益。他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令人担忧的露面，以及他在3月13日和3月14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都说明他更关注股市而不是人民的健康。

至于其政府应对危机的实际表现，特朗普主要是推动了“公私合作”，依靠美国公司保证自愿的支持。但是，除了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愿意在沃尔玛商店空荡荡的停车场提供免下车检测，私人部门的承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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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特朗普的一贯作风，这些公司承诺变成了政治闹剧。在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用所在公司的促销广告介绍每位首席执行官，而每位首席执行官也尽职地走到麦克风前，许下模棱两可的支持承诺。这样操作具备了选战筹资大会的所有特征。但这显然是精心安排好的，目的是提醒美国人，企业，而不是政府雇用的公共卫生官员，才是经济的脊梁。

特朗普希望美国——以及全世界——相信他能够驾驭私人部门。但是，尽管基本医院设备已经告罄，他仍然拒绝下令美国公司生产，根据1950年国防生产法，他有权这样做。

好像嫌其政府此前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似的，特朗普遇上了大麻烦。他只做了一个计划：推卸责任。比如，他一直将疫情称为“中国病毒”，哪怕“冠状病毒”和COVID-19早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用称谓。几周以来，世界大部都在致力于对抗疫情，而特朗普视之为强化其反移民政策的机会，甚至（荒谬地）宣称其臭名昭著的美墨边境墙能够将病毒拒之门外。

美国维持时间最长的意识形态之争之一便是如何确保全民健康。担心“社会主义”的幽灵的人时常会攻讦、诋毁并最终挫败了奥巴马政府的强制性全民健康保险的尝试。

类似地，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总是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攻讦公共教育。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Betsy DeVos）和其他特朗普政府成员将公立学校称为 “政府学校”，想要扩大所谓的特许学校的规模。这些措施以“学校选择”的名义正名，但最终动机是意识形态：即削弱并最终取消250年来的免费——也是全民和强制性——公共教育。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措施能带来一致性。相反，意识形态右翼反对民主党在大衰退期间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如今，特朗普及其四面楚歌的政府却祭出了同样的伎俩，制定刺激计划应对当前危机。

个性确实写在选票上。但恢复更务实、避免意识形态的解决问题之道也写在选票上。11月，美国人将有机会支持价值观和知识所引导的治理。当意识形态登上中央舞台时，首当其冲的便是价值观和知识。除了面对冠状病毒，美国还必须解决这一事先存在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