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的另一面

坎布里奇—当我198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开始任教时，与日本的竞争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当时哈佛首席日本专家以斯拉·沃格尔的著作日本第一确定了这场辩论的基调。

我记得当时就连学术界的讨论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美国占据国际优势的色彩，那样的现状令我感到十分震惊。美国不能让日本主导关键产业，而且必须采取自己的工业和贸易对策——不仅仅因为这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而且因为美国根本不能屈尊第二名。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旧世界才有的特征——缺乏信心的社会对自身的国际地位感到不安，并因为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历史不公正而摇摆不定。而既富有又自信的美国精英或许看重爱国主义，但他们的全球视野却倾向于世界主义精神。但零和博弈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走远，而一旦美国在全球经济图腾柱上的地位遭受威胁，这一点就变得分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