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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vichok Archipelago

发自柏林/莫斯科—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尼(Alexei Navalny)是莫斯科反腐败基金会的负责人。今年八月时他因严重疾病被从西伯利亚送往柏林救治,而医生和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随后证实这种疾病是由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ok)引发的。目前正在康复中的纳瓦尔尼与俄罗斯仅存的独立电视广播网络Dozhd TV(雨频道)总编蒂洪·迪扎科进行了交流。

西方能做些什么

迪扎科:欧盟最近投票决定制裁与您八月中毒事件有关的六名俄罗斯公民和一个实体,其中包括俄总统办公厅,俄安全部门的相关个人以及据信最早研制出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机构。您认为这些制裁足够吗?

纳瓦尼:我主要对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欧洲的反应只是次要问题。我了解到许多国家的愤慨并不完全与我本人有关,它们更关心的是动用了化学武器,因为没人喜欢化学武器。我想要的是在俄罗斯本土进行的调查——就算假装调查一下也好。因为当前的状况似乎只是再次表明在我们国家没人可以期望得到任何正义。

关于制裁或者黑名单,我的立场一直没变:如果发达国家真想帮助俄罗斯及其公民还有它们自己,就应该设置障碍阻止黑钱流出俄罗斯。发明诺维乔克或将其用作武器的那9个人可没法阻止这些从俄罗斯民众手中窃取的资金流出国外。

杀手和下达命令的人当然必须受到刑事起诉,但真正需要的是将所有寡头——乌斯马诺夫家族(Usmanov),阿布拉莫维奇家族(Abramovich),舒瓦洛夫家族(Shuvalov),佩斯科夫家族(Peskovs)——以及所有那些一边粉饰太平一边把捞来的钱汇往欧洲,坐视俄罗斯民众陷入贫困和倒退的政治吹鼓手们。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斗争的人。我不知道欧洲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我的中毒事件,但我希望它们不仅惩罚那些执行命令的鹰犬,还要盯着那些将赃款藏匿在柏林,伦敦和巴黎的大恶人。

迪扎科:但显然一些欧洲官员已经就谁应该受罚的问题咨询过您。您是否协助编制过任何拟制裁人员名单?

纳瓦尼:没有,我不需要再列另一份名单。你可以查阅我们反腐败基金会的任何调查专案,其中大多数调查仅涉及一个方面,那就是某些自称爱国者的人如何搜刮巨额金钱并为自己在纽约曼哈顿或伦敦梅菲尔购置豪华房产。我的名单就是我的YouTube博客。任何人都可以登陆观看,记下那些名字并将它们添加到任何反腐败列表中。

实际上我并没有与柏林或欧洲其他地方的任何官员进行沟通,唯一交流过的只有医生。我认为欧洲及其官员不需要我的帮助。同理它们也不是为了我去实施制裁,而是因为使用化学武器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和公约。这也是为什么对我诺维奇克中毒事件实施正式调查并发表声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俄罗斯当年协助创建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不管中毒的是我还是其他人,使用这种武器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惩罚。欧盟的制裁与我个人无关,而是与俄罗斯开发化学武器并利用其消灭政治对手的做法有关。

欲盖弥彰

迪扎科:当您在医院时,有媒体报道说俄罗斯领事官员要求与您联系。您最终与他们见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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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尼:当时的状况真是相当搞笑。据我了解他们是在我大概仍处于昏迷或刚开始苏醒时要求与我联系。这真是个奇怪的讨论,跟和树林里的石头说话有何区别!?领事馆表示“我们要见纳瓦尼!”,但关于领事联络的国际规定要求领事援助应当提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不需要这种援助;我只需要一件事:让俄罗斯对企图谋杀我的案件开展适当的调查。

鉴于俄罗斯各级政府的官方立场都是不存在谋杀未遂,也因此不予立案,那么我请求拿回我中毒时穿的衣服。有充分的理由推测诺维奇克被施用在了我衣服上,而这些衣物仍留在鄂木斯克的医院里。我还想查阅自己的病历,也非常希望看到被俄罗斯内政部人员扣留的托木斯克酒店录像带,因为中毒事件很可能就是发生在那里。我们不知道这些录像在哪里。如果不存在刑事案件,那么视频到哪去了?我想看看有谁进入了我的酒店房间。

俄罗斯外交部目前正在做的事就是分散外界的注意。他们还出于某些理由要求德国提供证据。为什么要德方提供?俄罗斯有我的衣服,应该检查一下。俄罗斯有我的血样,可以拿去检验。在鄂木斯克的医院可以找到我的病历以及开展合理调查所需的一切。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看不到它,相反看到的却是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争执。

迪扎科:您认为会有某种形式的调查吗?

纳瓦尼:我原本以为他们至少会假装调查一下,但截至目前就连假装调查都没有。对我而言这进一步证实了下达命令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则我们会看到类似于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谋杀案的调查。

虽然在涅姆佐夫案中组织谋杀者没有被捕,下达指令者也未被公开,被抓的只是那些现场下手的人,但至少还有个调查。而官方却完全无视我这起事件。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普京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否认使用过化学武器,还声称是我自己下的毒。

普京的印迹

迪扎科:对,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了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谈话。普京的说法是:“纳瓦尼是个网上的麻烦制造者,诺维乔克毒剂也可以追溯到拉脱维亚,说不定还是纳瓦尼自己服的毒。”阅读此文章时您有何想法?

纳瓦尼:我以为是这证实了我的猜测,就是普京本人下的命令。他否认一切的方式使自己沦为笑柄。我深信这些话是法方对媒体透露的,因为法国人都被如此赤裸裸的谎言所激怒了。想想普京所说的话:“纳瓦尼经常假装……”他还没有在其他人身上使用过这种谎言,他在为自己撒谎,试图为自己辩解。

换句话说,这不是某种“无赖”事件。不是某个疯狂的将军命令一群神秘杀手去杀人灭口,而是普京个人制定的方案,只不过这次失败了。他现在正试图掩饰自己,包括使用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就像一名男子对准我后脑勺开枪但子弹打偏了,然后被抓了现行,结果却说:“这事跟我没关系,受害人是自杀未遂。”

迪扎科:您拥有俄罗斯其中一所最优秀的调查机构。如果俄罗斯联邦没有进行正式调查,反腐败基金会会自行开展某种调查吗?

纳瓦尼:我肯定想知道是谁做的案。我们当然拥有俄罗斯最好的调查小组,甚至毫不谦虚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调查小组之一。但老实说由于酒店的监控录像已经消失,我们可能只会有很少的收获。我们无法将它们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手里抢出来,一切都被没收并送到了那里。

这个案件本来很容易破。视频片段将使一切显露无疑,但我们无法获得该证据。我们的绝大多数调查都是使用公开信息进行的。我们使用开放信息源并对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就我这起案件而言,因为我一直被跟踪,所以需要查看监视数据。据我所知在我离开托木斯克之前对我的行动轨迹存在一份异常详尽的纪录,显然是由负责监视我的某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部门实施的。我一直都处于持续监视之下。整个酒店都安装了摄像头,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证据,但所有证据都已被扣押。

我们当然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也不傻。不会有轰动的发现,我们也无法在短期内发布犯罪者的照片。这就是权力运作的方式。我们谈到了秘密机构的人,而今整个机器都在努力隐藏和销毁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视频,没有衣服,什么都没有。

回归岗位

迪扎科:近几年来您多次被问到是否担心被杀害。这次他们真的想杀了你。你感觉怎么样?你会以牙还牙吗?

纳瓦尼:至少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觉痛苦。凝视死亡是一种有益的经历。当然我对那些行凶者愤慨不已,但是我并没有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勒死他们。我渴望为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伸张正义,但这是因为如果连这种无耻的谋杀企图都无法得到调查,那么也无法将一个国家视为正常。

说句实话我还算是个名人,好多人想就此事件采访我。但试想如果我只是某个反对俄罗斯地区某地寡头或州长的普通人,情况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高加索某地的人权活动家,情况会怎么样?如果连我这种多少有点名气的受害者所引发的高曝光案件都无疾而终,那么这些人还能指望些什么。如果连我都无法得到正义甚至一个调查,也就没有任何俄罗斯公民可以指望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正义!至于为自己报仇,我没有这种欲望。

迪扎科:您现在会改变自身以及反腐败基金会的战略吗?显然你们面对的风险更大了。直到8月20日被下毒的那天您都在不断进行调查,推动“明智投票”策略(鼓励人们始终为反对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候选人投票)并举行游行集会。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您将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

纳瓦尼:从我们眼见政权不断走向衰落的意义上讲,风险确实已经上升。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正与那些痴迷于权力和金钱而且做事毫无底线的流氓打交道。但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他们甚至敢使用极度危险的手段进行政治​​暗杀和恐吓。毕竟化学武器就摆在那里,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他们想在何种范围内使用这些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的确更高了,但和以往一样我们基本策略仍然不变。我们必须向人民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要求拥有自由作为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权利。我们将继续组织游行集会。当然已经发生的这起案件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手段或行动不会有多大变化。

话虽如此,我必须认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俄罗斯一个多月了。我现在置身国外,而且不停感受到处于这么一个境地的人是如何与俄罗斯国内形势失去联系的。因此我不想制定一个在柏林反对俄国政权的战略。我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我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把病治好,让身体恢复过来然后返回俄罗斯。

到时候我将重新与基金会各区域办事处的同事一起工作。我们将根据不断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新政治局势——比如官方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进行调整。我们将按照情况需要调整自身策略。我们一直试图让灵活性成为自己的优势。克里姆林宫正在改变,我们也得改变。很难说我们将如何转变,因为这得等我回国再说。

迪扎科:根据您在俄罗斯所看到的情况,您会在确保自身人身安全方面有所改变吗?您是否正在考虑把家人送往国外?

纳瓦尼:这是包括我妻子朱莉娅在内的家庭成员所面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她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回国。

在确保自身安全方面你是斗不过国家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就算我在身边安排了30个保镖,这些人明天也可能因陪同我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而被拘留。然后当局可能会拘留我,然后往我头上倒上7瓶诺维乔克毒剂。

我尝试尽可能合理和负责任地行事,但是我知道与整个国家机器对着干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相信宿命。我只是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请求人们的支持。我会努力谨慎一点,但这不会干扰我的主要活动。

迪扎科:您是否已经规划过自己的回归?人们对此期望甚高。有些人希望您举行一次大型游行,其他人则想知道官方会否允许您返回俄罗斯。

纳瓦尼:他们怎么能不让我回俄罗斯?我是俄罗斯公民,拿着俄罗斯护照,他们不能拒绝我入境。当然我已经看到当局正在努力阻止我回国,主要是试图以某种刑事案件恐吓我。但我早就过了能被刑事威胁吓倒的人生阶段,我以前不怕这个,现在更不怕了。

但关于我想象自己会如何回归的问题,首先,我没有想过。我绝对没有计划任何方案。我是否应该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er Solzhenitsyn)一样,先前往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然后乘火车横穿全国并在每个停靠站接受仰慕者的致意?我想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悲情。我的一生中可能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事件,但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位暂时在柏林接受治疗的俄罗斯政治人物。我会康复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将坐经济舱飞回俄罗斯,出机场后我就打个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去上班,仅此而已。

场针对人民的战争

迪扎科:在您离开俄罗斯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件是下诺夫哥罗德新闻记者伊琳娜·斯拉维娜(Irina Slavina)的自焚事件。您知道这个事吗?

纳瓦尼: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事件。我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基金会总部与斯拉维纳有过互动。当我在下诺夫哥罗德时她来参加了几场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合了影。听到她的消息后我立即在网上发布了这个事件,讲述了她被一步步推向自杀的过程。这是当局蓄意迫害个人的结果。他们盯上了一个无辜的记者。她被无休止地罚款(为此我们还帮她募集了一些钱);被剥夺了生计;她因执行自己的本职工作而遭到围剿。

你需要理解如果连仅有的赚钱手段都被剥夺会对一个人造成多大打击。除了要面对巨额罚款,斯拉维纳还得抚养两个孩子,并成为那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们的目标。他们突击搜查了她的家,还没收了家里所有的手机。

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跟孩子们解释?你不能给他们买新手机,因为你没有钱,还得缴纳不计其数的罚款。当局想尽一切办法把她推入绝望的境地。这不仅是个悲剧,更是一场犯罪,必须有人对此负责。这就是我的想法。

本次采访由俄罗斯Dozhd电视频道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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