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肉制品因素

柏林—去年，世界三大肉制品公司——JBS、嘉吉（Cargill）和泰森食品（Tyson Foods）——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比法国还要高，与一些大石油公司等量齐观。然而，在埃克森和壳牌等能源巨头因为刺激气候变化而饱受口诛笔伐的同时，肉奶业公司几乎无人关注。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环境灾难，这一双重标准就必须改变。

为了激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GRAIN和德国海因里希·玻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最近组织了一项关于全球牲畜贸易的“超大气候足迹”的研究。我们的发现令人震惊。2016年，全球20家最大的肉奶制品公司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比德国还要高。如果把这些公司看成一个国家，它将是世界第七大排放国。

显然，遏制气候变化需要限制肉奶业的排放。问题是如何实现。

放眼全球，肉奶制品公司已经成为政治强势实体。最近，两位JBS高管——乔斯利和韦斯利·巴蒂斯塔（Joesley and Wesley Batista）兄弟因腐败问题被捕，揭开了行业腐败的面纱。JBS是世界第一大肉处理商，2016年利润比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泰森食品公司多出近200亿美元。但JBS赢得这一地位受到了巴西开发银行的支持，显然，其所贿赂的1,800多位政客也提供了便利。因此，毫不奇怪，温室气体排放绝非该公司的重点关注问题。2016年，JBS和、泰森和嘉吉排放了4.84亿吨气候变化气体，比英国能源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多4,600万吨。

肉奶业大力推动有利于其生产的政策，常常不惜为此牺牲环境和公共健康。它们阻挠一氧化二氮和甲烷的减排计划，规避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义务。它们赚取万贯利润，却让公众来承担污染的成本。

一个后果是牧业生产目前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15%。这一比例要比整个交通业总量还要大。此外，在未来十年中，肉奶产量的增长中预计将主要来自工业模式。如果这一增长趋势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吻合的话，我们制止气温升高到灾难水平的能力就会遭到严重破坏。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在上个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3）上，一些联合国机构史上第一次开始关注在农业（包括牲口管理）相关问题上的合作。从诸多方面看，这一动作是非常积极的，但一个突出的原因是这将把全球农商（agribusiness）贸易中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曝光于天下。

为了回避气候责任，肉奶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在宣传，为了食品安全必须扩大产量。它们说，与非洲之角的牧民和印度的小规模生产商相比，公司制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肉和奶制品。

不幸的是，当前气候政策没有反驳这一叙事，有的甚至鼓励增加产量和密集度。目前的不少政策非但没有制定行业相关排放总量的减排计划，反而激励企业在每头奶牛身上榨取更多的奶，让肉牛能更快地走上屠宰线。这就需要将动物等同于能共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实现更小投入产生更多产出的机器，完全忽视了这一模式的其他副作用。

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很有说明性。州政府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个监管农业甲烷排放的政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牛肉处理活动减排目标。但加州目前是通过支持大型奶制品生产商，而非小型可持续生产商的融资计划解决问题。这样的“解决办法”只能恶化该行业已然相当拙劣的工人和动物福利记录，并加剧负面的环境和卫生相关影响。

解决办法确实是存在的。首先，政府可以将公共资金从工厂化农场和大规模农商转移到规模较小、更注重生态的家庭农场。政府还可以用采购政策来帮助建立地方产品市场和鼓励更清洁、更有活力的农场经济。

放眼全球，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了解决气候变化而制定能源选择。类似的标准也可以影响大都市的食品政策。比如，加大农转医（farm-to-hospital）和农转学（farm-to-school）计划的投资能够确保居民形成更加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强地方经济，减少肉奶行业的气候影响。

在太长的一段时间里，肉奶业巨头都没有因为经营活动影响到气候而受到惩罚。如果我们想要阻止全球气温上升、阻止气候危机，消费者和政府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建立、支持和增强有环境良心的生产商。这对于我们——以及地球——的健康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