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核算的高额赌注

纽约——经济学家本应善于理解风险。毕竟，面对不确定性作出决策是该学科的基本任务。但在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宏观经济、金融、公共卫生和环境风险不断累积之际，许多经济学家都看似不知所措。

虽然企业和投资者只要能正确评估和驾驭当前风险环境就能赚到很多钱，但似乎没人能很好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涉及气候变化问题尤其如此：风险显然一直被系统性低估，因此一直也被错误定价。

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市场参与者一直未能理解风险的规模和概率，因为他们一直以错误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气候系统不像一个有明确结果和概率的赌场。正如1987年自然杂志一篇评论所说的那样，我们星球系统内的变化可能带来各种“令人不快的惊喜”。这就好比我们在玩一副牌，其中大小王的数量未知。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科学固有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气候研究人员，往往由于谨慎的原因而犯错误。

海平面上升量化是典型的例子。从广义角度讲，海平面上升有三个原因：极地冰盖的融化、内陆冰川的融化，以及温度更高的海水需要占据更多空间。但在2000年代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总体数据只充分考虑了冰川融化和热膨胀两个因素。科学家当然知道，全球变暖会融化极地冰层，而这种影响可能是三种影响中最严重的。但因为当时对极地冰层加快融化的速度预估差异极大，因此这些数据被排除在总体数据之外。

上述遗漏早已得到了纠正。但现在，落后的却是经济学家量化与海平面上升和其他许多伴随气候变化的相互关联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损失。量化气候相关损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且，在一个重视新理念甚于看似仅仅是“核算”工作的学术环境中，这并不是一项可以带来太多奖励和认可的任务。

尽管如此，回溯到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父”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学家一直是声称代表总体福祉的经济指标的某些主要批评者。 GDP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但却忽略了衡量人类和地球健康等许多其他重要指标。森林、清洁空气和水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没有价值，除非他们直接进入经济作为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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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的一项倡议旨在通过制定一套新的“环境-经济决策统计数据”来纠正这一问题。虽然这项努力并非世界首创，但却是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目标是用一套更全面的统计方法来补充GDP，而后再利用这一新的指标来指导政策决策。

这样的变化姗姗来迟。如果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害一直被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那么气候变化或许不会演变为现在的问题。

这引出了气候和其他风险因素定价错误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公众知情人士意识到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未定价是一回事；制定政策阻止企业将这些风险推向社会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近期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商业领袖而言，最大的气候风险来源于气候变化将影响“与企业相关的规则和法规。”高管们正确预测到决策者将希望他们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负面外部性买单，而不是允许他们将这些成本推向社会。

上述措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政治领域，但经济学家却不应混淆自己的政治偏好和合理的政策措施。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愿意将“自由”市场视为组织社会指导性原则的人必须意识到，只有所有外部因素均得到考量和定价，市场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拜登政府的另一项核算计划在此可能有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的气候相关披露规则将迫使企业标准化并报告其业务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这些业务所造成的风险因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SEC）未能要求所有污染者为自己的污染买单；相反，它允许投资者决定如何处理新的信息。

经济学家必须为其建议在决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辩护。对此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和特殊利益集团将歪曲他们的建议并抹黑建议人。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就无所作为。理智的诚实要求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努力克服新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够和将会影响结果的方式。

盘点已知因素已经足够困难。统计气候转折点等难以定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更加困难。但认识到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明确了必须尽早采取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