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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mport tariffs have triggered a wave of retaliatory measures, setting off a trade war with key partners and raising fears of a global downturn. But while Trump’s protectionism and erratic policy shifts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greatest victim is likely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arns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ism resembles the strateg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ce tried.
It took a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of war to get Germany to dispense with the two taboos – against debt and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s – that have strangled its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Now, it must jo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offering a positive vision of self-sufficiency and an “anti-fascist economic policy.”
welcomes the apparent departure from two policy taboos that have strangled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伦敦——今年是联合国禁止杀伤地雷公约签署20周年纪念日。自条约生效以来，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稳步减少、再辅之以国际监督和民主化，已经导致全球范围内地雷及其他简易爆炸装置（IEDs）的使用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励志的个人和组织继续竭尽全力在艰难的环境中协助受害者和清理雷区。
但现在这样的进展正面临风险。2018年地雷监控年鉴显示，地雷/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同样快速飙升的还有上述装置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多数伤亡人员身处叙利亚、阿富汗、也门、尼日利亚、缅甸和利比亚，在上述地区，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和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已经铺设了新的雷区。由于过去和现在依然持续的污染，战争所遗留的爆炸物继续影响大约50个国家高达数百万民众，尤其是平民和儿童的生活。
在国际社会主要侧重限制地雷使用、预防死亡和协助伤者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上述装置如何威胁冲突后的恢复工作。据估算，也门部署的100万简易爆炸装置和叙利亚数千枚类似装置大大限制了这些国家走上和平与重建的道路。
更为复杂的是，清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完全依赖不完善的检测方法和不完整的信息。许多雷区形成时间为数年甚至数十年前，很可能因为岩崩、洪水或其他自然原因而导致移动。
因为由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分散负责，所以排雷工作存在协调问题。冲突后政府薄弱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大了计划和协调工作的难度。清除地雷的高昂成本往往会导致捐助者感到麻木。鉴于存在上述挑战，到底应如何推进排雷工作？
过去数年来，我们研究了在莫桑比克清除地雷的影响，只有这一个国家从严重污染（1992年）发展到近期的“无雷”（截止2015年为止）。从1977到1992年间，莫桑比克经历了一场导致数十万人死于暴力、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内战。该国1，400万人口中超过400万都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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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份人权观察报告显示，莫桑比克部分地区已经“蜕变为石器时代的状态”，而且重建工作必须“从头开始”。但遍布全国的数千雷区导致重建面临挑战。政府军曾用地雷包围村庄、城镇和基础设施，而由罗德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团体支持的武装力量民族抵抗运动（RENAMO）则在其恐怖战略中广泛运用地雷。该国甚至还留有1964~1974年独立战争期间更为古老的雷区。当时的独立战士——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以及葡萄牙军队出于各种原因使用了地雷。民兵、暴徒甚至是商业企业都将地雷用于军事、保护及恐怖目的。
尽管战后早期的评估显示1992年莫桑比克有多达100万枚地雷散布，但我们所掌握的 数据发现8，000多个危险区域大约分布着25万枚地雷。但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恐吓平民和遏制经济活动只需要很少几颗地雷。
在研究中，我们针对夜间光密度卫星图像的变化跟踪了莫桑比克当地经济活动的演变，上述变化与1992~2015年间的地雷清除活动有联系。我们发现全面清理后，经济活动略有回升，说明排雷行动的确推动了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确信在特别针对公路、铁路以及农产品市场所在的村庄进行排雷工作时，排雷工作能够产生更大的相对效益。
在与运输网络相关的关键区域排雷会导致总体经济活动大幅增加，因为即使在从未受到污染的地区，排雷也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反事实政策模拟显示相较于针对该国有限运输网络中心节点采取更协调措施所能带来的收益，莫桑比克高度分散的排雷过程很有可能导致相当大的损失。
正如托尔斯泰所处的不幸家庭那样，每场内战都自有其破坏性，这意味着从任何一项单一冲突研究中推断研究结果都需要谨慎。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为国际社会规划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以及继续推进在哥伦比亚、柬埔寨和诸多非洲国家的排雷工作指明了某些普遍性的教训。
首先，一些主要的排雷工作应当从全局的角度来确定空间关联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和当地及地区市场所在的区域。可以肯定，其他考量因素的存在使得确定优先顺序变得复杂，包括有必要协助难民回归、维持和平、分配援助等等。但考虑到在关键区域排雷的经济潜力将有助于确保长期成功。
其次，莫桑比克的经验为国际社会那些犹豫是否要扩大禁雷公约以覆盖反坦克（反车辆）地雷的人提供了一个教训，上述地雷仍被视为合法，因为其所谓的“战略重要性”。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对区域内货物、人员和思想流动构成威胁，反车辆地雷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冲突结束后的恢复。
可悲的是，鉴于在世界各地冲突中持续使用这样的装置，4月4日的国际防雷日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意义。除去帮助地雷的受害者，国际社会还迫切需要强化相关清理工作。上述进程要求采用战略性、整体性和协调一致的方法，以确保排雷工作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发展和长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