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领导层需要更多女性

弗里敦—“职位越高；女性越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兼环境开拓者旺加里·马塔伊这项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反应了所有渴望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们都熟悉的现实，而随着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这对我而言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尽管妇女和女童将因气候变化而面临更高风险和更大负担的现实已经显而易见，但在气候和环境谈判中，她们所享有的代表性依然严重不足。

2019年，联合国性别构成报告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中的女性代表人数严重不符合创造性别平衡的努力。作为回应，一项性别行动计划由各成员国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大会上（COP25）通过。该计划承认“女性充分、有意义且平等参与并领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的方方面面及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气候政策和行动对实现长期气候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两年后召开时，情况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英国为主席国的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仍主要由男性所主导，而74名非洲国家代表中仅有11位女性。此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似乎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男性谈判代表比女性谈判代表多60人左右。

未能确保平等代表和女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工作可能是一种冒险，充其量也极为短视。而且问题也越来越迫切。上个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齐聚日内瓦，参与确定全新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公约最后轮次的谈判。为加速行动以阻止进一步物种丧失并应对气候变化，上述会议将决定未来几年人类对两大危机所采取的全球策略。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了上述危机的影响范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明确记录了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地球表面变暖，引发天气系统快速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资源不安全加剧。截止2100年，50%的非洲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均可能消失。我们很有可能正在进入第6次大灭绝，而且，如果对问题未能加以控制，我们的食物、水和药物来源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

女性构成了世界穷人的绝大多数，而且，她们受到上述危机的影响不成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她们主要负责为家人采集食物和水，而且往往主导燃料收集和家庭管理。女性还占到全球小农户数的近一半，生产了非洲70%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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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妇女和女童往往最先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酷现实。但由于普遍不平等限制了她们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就业率不平等和公职代表率极低，导致与男性相比，她们参与决策过程的可能性更低。

如果说过去两年教会了我们任何经验教训，那就是，在动荡时期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女性领导力。最近对19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由女性领导的国家其对2019年新冠疫情的直接反应普遍更加优越。同样，研究发现，“女性代表引导国家采取更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而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程度更高导致相关国家更有可能批准国际环境公约。

女性谈判者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雄心壮志，还有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因此，她们参与意见最终会导致更细致入微、也更具包容性的环境政策。

在非洲，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女性领导力的重要性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尼日利亚，环境国务部长沙龙·伊凯佐一直倡导建立雄心勃勃的自然和人类联盟，并推动以可持续、低碳发展投资取代化石燃料补贴的政策。在卢旺达，环境部长珍妮·德阿尔克·穆贾瓦玛利亚因其包容性雨林保护工作而备受赞誉。在乍得，环境活动人士欣杜·乌马鲁·易朴拉欣继续在联合国最高层级支持非洲当地群体和土著民众。这里，也就是我所在的弗里敦，我们在三个雨季时间里种植了100万棵树，以提高气候适应性并创造绿色就业岗位。

所有这些女性，包括我在内，都倡导截止2030年保护30%地表面积的“30x30”全球运动。实现该目标将防止进一步生态系统破坏，而且这项工作可能导致有史以来首个停止破坏自然全球协议的达成。

包括土著妇女在内的越来越多女性正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她们正运用自己独特的土地知识提高耕作方式的可持续性并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并激励政治家倡导综合性政策平台，将生殖健康、教育和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那些已经占据领导岗位的人必须确保这些女性有机会作出贡献。

自2004年马塔伊因对可持续发展民主及和平所作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排放量激增、而且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但又有很多事情从未发生改变：女性仍然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而且世界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

随着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最后阶段谈判的进行，同时随着今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CBD COP15）的不断临近，我们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让更多女性参与进来，那么一场气候灾难几乎是注定要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