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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一场被贻误了的革命

当前发生在伊朗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源自于两种互为矛盾之力的正面碰撞。这些年来,伊朗公众的态度日渐自由化,而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却从保守实用主义者处传到了更为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而从伊朗神职人员之中最重要的团体(“战斗教士协会”)处发出的要求废除选举结果的呼吁,则堪称改革派和实用主义保守派集团的最新反击。

在伊斯兰革命爆发30年后,伊朗人显然已变得更自由化,对宗教的态度也日益开放。分别在2000年和2005年进行的两场各涵盖2500名成年伊朗人的现场调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趋势。仅仅相隔5年,“非常同意”民主制是最佳政府组织形式的受访者比例就从20%增加到31%。

同样地,在关于性别平等的一系列问题上——包括领导人性别,高等教育平等权以及妻子行为守则方面——统计数字也向着好的趋势发展。当认为爱情是婚姻基础的人的比例从49%增加到69%之时,依赖父母之命来结为夫妻的比例则从41%降至24%。在2005年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首先是伊朗人”而不是“首先是穆斯林”的人的比例也比2000年显著增加。

事实上,要理解这一趋势可并不难。因为当全社会都被迫接受某种单一宗教论调的时候,自由主义对伊朗人自然更具吸引力。但当这一趋势以改革主义的面目在伊朗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被反映出来之时,一场针对好战原教旨主义的运动也在政权权力架构中逐渐凸现出来。当然,改革派领导人必须为这一改变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专制主义视为实现神权民主制的障碍并反对之,而是试图说服专制主义的代表,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希望他能明白改革的价值所在。

但哈梅内伊显然对改革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此次肢解改革运动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穆罕默德·哈塔米——这个自认改革主义者的政治家——自1997年起连续当了8年伊朗总统,而哈塔米在任期内的作为,使得哈梅内伊坚信只有扶持一个像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这种言听计从的原教旨主义者在位,他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威才能得以保全。而在这点上哈梅内伊的想法和已故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如出一辙,后者从1965年起就持续任命忠实追随者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为首相,直到1979年王朝被彻底推翻为止。

然而最高领袖的政治算计也有个问题,那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个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那套民粹主义夹杂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花言巧语早就疏远了一大批信奉保守实用主义的毛拉及其支持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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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毛拉团体的许多成员尊重私有制,而艾哈迈迪-内贾德那套重新分配财富的言论自然不对他们的胃口。更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则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深信“遁世的伊玛目”,也就是“马赫迪”(救世主)即将降临世上,而传说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艾哈迈迪-内贾德一般在演讲之前都会祈祷,祈祷救世主能尽快回归。

对于伊斯兰什叶派神权阶层来说,传统上救世主降临都被解释成极久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而艾哈迈迪-内贾德坚持不懈的救世主降临论简直就是自找麻烦。毛拉们经常把那些宣称自己跟“遁世的伊玛目”有亲身接触或者借“降临”投机的人——如果这些人不是异教徒的话——定义为非正统教徒。而一些阿亚图拉(高级神职人员)更认为关于救世主的言论对于一位总统来说极不恰当,甚至严重点来说,这个领导人根本不可靠。

而这些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战斗教士协会”这样一个保守政治团体会不认可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总统候选人资格了。

另一方面,在最高领袖坚持认定艾哈迈迪-内贾德获胜后的第二天,数百万伊朗人对哈梅内伊的公开抗议立刻把整个国家拖入了一场政治危机之中。而在全世界广为播放的殴打屠杀示威者的镜头则令这个政权的宗教公信力大大受损。

为了在严峻形势下找条出路,最高领袖公开声明选举纠纷不该通过上街抗议来解决,而是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考虑到他本人就是选举是否舞弊的裁决者,这一声明似乎更像是缓兵之计,好让他有时间清理街头示威者,在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打压反对派领导人,并采取手段孤立米尔·侯赛因·穆萨维这个原本预测要赢得大选的候选人。

而即便如此,哈梅内伊走法律途径的说法却激起了许多虽无意直接挑战其权威,却倾向穆萨维的保守实用主义者的反响。而穆萨维自己则必须小心翼翼地继续其法律行动,更不能把大多数伊朗人赋予的信任给在政治上就这么妥协掉。他必须坚持两个原则性要求:一是废除选举结果,二是建立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去裁决政府违反选举法的行为。

如果穆萨维能成功说服哈梅内伊去接受他的立场的话,最高领袖对权力的掌控就会被动摇。如果哈梅内伊迅速攫紧权力,穆斯维就难以到总统之位,但他至少还继续承载着那些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大多数伊朗人的期望。而眼下事态的演变,则只能取决于穆萨维本人的韧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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